现代京剧《青衣》近日登台国家大剧院，受到大批年轻观众的青睐，引发业界再次关注小说改编现代戏这一话题——
小说如何转化为现代戏
现代京剧《青衣》近日登台国家大剧院，演出前“一票难求” ，演出后更是收获了观众和业界专家纷纷为其“点赞” ，同时，发表于2000年的同名小说在17年后的今天也在网络上引发新一轮的“热搜” 。
当代作家毕飞宇小说《青衣》自问世以来，先后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剧、赣剧、京剧等版本。与舞剧的抒情性和影视剧的生活化相比，改编为集“唱念做打”于一身的戏曲似乎不那么容易把握。近年来，戏曲编剧对于小说理解得不够深刻，改肤浅了；小说情节庞杂、人物关系复杂，在对原小说情节取舍和怎样突出人物上做得不够，性格改坏了；为了追求戏曲的仪式感、场面感，故事情节改得不太合理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是现当代小说改编现代戏逃脱不了的“阴影” 。
“现代意识、现代精神”的先天优势
“现代戏从现当代小说改编可谓延续了戏曲的传统，从由唐传奇、宋元话本改编的浩如烟海的传统戏曲剧目便能看出，小说是戏曲取材特别重要的来源之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戏曲导演学会会长贾志刚说。从由古代经典小说改编的“红楼戏”“三国戏” ，到后来的京剧《智取威虎山》 《骆驼祥子》 《金锁记》 、川剧《死水微澜》 、商洛花鼓戏《带灯》 、沪剧《倾城之恋》等改编剧目，都以载歌载舞、插科打诨的形式，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搬上”舞台，展现出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虽然小说与戏曲在文学艺术上有很多共通之处，但是在国家一级编剧姚金成看来，小说和戏曲在呈现形态、表现手法、审美方式上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别。“相比小说，尽管故事元素一样，但戏曲对场面渲染、人物形象刻画等都要求得更浓烈、更有力度，更具爆发力和戏剧张力。小说是渐变的艺术，戏曲则是激变的艺术。小说靠生动的语言描写娓娓道来，是语言的艺术、描写的艺术，戏曲则是结构的艺术、冲突的艺术，有着严格的时空限制。 ”
“改编一定要寻求古今的结合点，要挖掘和当代精神的契合点。 ”贾志刚以《西厢记》为例，“ 《莺莺传》表现的是女人从来是祸殃，到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就有所改变了，到‘董西厢’‘王西厢’ ，完全变为反抗封建势力，追求婚姻自由，而后，这一主题延续至今。 ”
“跟古代小说改编不一样，现代戏从现当代小说中进行改编，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即把小说中对于现代人的意识、现代人的追求、现代人的审美等基因直接转接过来，改编后的现代戏很自然地就带上了现代意识、现代精神的烙印，因为反映的是现代人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价值追求，也就自然而然地拉近了和现代观众的距离。 ”在贾志刚看来，这种先天优势，使得现代戏比较提倡从现当代小说里改编，特别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经典小说作品。
戏曲人物相比小说人物形象应该更理性化
京剧《骆驼祥子》中对底层百姓悲惨遭际的同情与愤懑；川剧《死水微澜》中由梦想到失望，再到希望、失去的曲折跌宕；评剧《红高粱》中人的血性，顽强、自由、放达的精神；晋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人在某些欲望中的矛盾和挣扎； 《青衣》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努力、而完善、而坚守、而独立的悲剧精神…… “在现当代小说改编为现代戏的过程中，小说总体的风格和精髓，也就是小说的调性不能动摇。 ”著名戏曲导演张曼君说。
但同时张曼君表示，调性虽然要与小说保持一致，但也并不意味着全盘照搬，改编过程中改编者对小说的精神要有准确而独到的理解，要有自己的人生态度，且要得到大多数戏曲观众的认同。“毕飞宇原著小说结局是筱艳秋因长期‘霸台’被当时环境所抛弃，而我看到的是她为追求自己的理想极致到偏执，偏执到为了它的纯洁，可以牺牲一切，最后‘省台’‘让台’ 。我为什么要这样改，有人说我把原小说改浅薄了，塑造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其实不是，我塑造的是一个执着地向着自己的理想悲剧性地往前走的人。悲剧不是表面看上去有多惨，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偏要向命运挑战。在我看来，不能把人的命运的东西都归结为社会和环境，我会采取一种更温暖的方式结局，使得这样的人在作出牺牲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她的价值所在，其中也表达了我自己的人生理想。 ”对于张曼君的改编，毕飞宇表示，“一部小说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成小
说的那个元素，这一元素在我看来是艺术的生命、艺术的核心，别人如果决定改编我的东西，他一定是从我的小说中感悟到了这个元素，至于表演框架、表演模式，都不重要。 ”这让记者感觉到了他心中的“那杆秤” 。
“由现当代小说转化为现代戏，这一转化不仅仅是形式的问题，形式转化后，观众会产生不同的审美。小说没有具体形象，主要靠人们去想象，所以对人物内心可以挖掘得非常深刻。然而，戏曲是要演给观众看的，要考虑观众的接受度。 ”贾志刚认为，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疯态”“病态”“异态”如果在舞台上还那样演的话，观众恐怕不能接受，戏曲还是要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审美需求。对此，姚金成亦认为，小说是个体欣赏的艺术，可以塑造很典型很有个性很另类的人物，然而戏曲人物相比小说人物形象应该往理性化上倾斜，戏曲用唱腔塑造人物性格，往往带有人的理性的感情状态，要能让大多数观众理解、感受、感动。
姚金成用粮食和酒比喻现当代小说和改编后的现代戏， “酒来源于粮食，现代戏是在原有小说冲突、人物、故事的基础上，再酿造、再创造的过程。这其中既有原作的东西，也包含了剧作家自己的人生体验。 ”
无论怎样改，戏曲还是得有戏曲的样子
“在改编的过程中要遵循戏曲锣鼓的韵律，保留戏曲程式化的韵味。改编后的剧目要有音乐的记录，唱腔的记录，有生旦净末丑人物的组接、安排，使小说戏曲化、行当化，在根本上保证传统文化的传承基础上，在唱腔、形体、造型等方面有所创新。 ”针对目前一些现代戏存在的“戏味不足”“话剧加唱”等问题，张曼君表示，无论怎样改，戏曲还是得叫“戏曲” ，不能走了样子。对此，贾志刚亦表示，“改编最重要的还是需坚持戏曲的本体——诗化精神，诗化原则。旧有的程式不是一点都不能动，艺术还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现代戏没有现成的程式用，都是重新创造的，如《骆驼祥子》里的洋车舞、醉酒舞， 《焦裕禄》里的治沙舞等。 ”在贾志刚看来，只要按照诗化原则去提炼，具体的程式动作是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创新的。
“小说家对生活的观察体验更细腻，小说中新奇有趣的现当代生活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为现代戏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创作资源。 ”姚金成认为，戏曲创作不应该排斥和贬低小说改编，因为这一过程对拓宽戏曲创作的道路、提高戏曲创作的品质都大有裨益。
毕飞宇也透露， “在小说中，我们更多将人物关系放到叙述和描写中去完成，其实许多作家是迷恋舞台的。 ”他表示，曾经想写一个京剧剧本，但想了十年也未果，他谦虚地说是因为自己学习得还不够。同时他非常肯定地表示，就像中国电影的崛起跟中国当代文学有关一样，小说家介入到舞台艺术中，对于两者都不是一件坏事， “像树一样，不仅不停地向上生长，还开杈，根深叶茂。一棵树不停地开杈，对树来说一定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