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笨人,喜欢学者式的田野调查”
——访四川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阿来
栏目: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作者:本报记者 何瑞涓  来源:中国艺术报

  阿来是作家,出作品并不快,可是每部作品都有沉甸甸的分量, 《尘埃落定》 《格萨尔王》 《空山》 《瞻对》等等,如静水深流,不急不缓,藏区在他的笔下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天空。作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的诸多有着青铜一样色泽的作品是如何炼就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阿来年轻时就特别相信这句话,在他看来,“行万里路” ,用今天的话说,多少跟“深入生活”的意思相当。深入生活、行万里路也是许多作家的写作方式,一些人在没有什么可写时,会功利性地到处走一走,听一听奇闻逸事,让想象受些刺激,回去就又可以写一写了。阿来不是这样的。他不是那种浅尝辄止,听到一点点小故事,就莫名其妙被感动了的人。从年轻时写作开始,阿来跑了几十年,系统地每年去一些地方,很多地方不知道去了多少遍。在反思自己的写作经历和经验时,阿来觉得,他不是靠那么简单的一点点什么“印象深刻”来写作,而是全面地了解,深入地把握。“我们现在有点太快了,去采风几天,回来就突然开始长篇大论。我觉得我是个笨人,没有那个本事,所以要不断地做很多工作。 ”

  阿来的“笨” ,在于他的认真,他的写作方式是学者式的。虽然每本书的写作时间并不太长,大约半年左右,但前期准备时间却要两三年,比如《瞻对》 《尘埃落定》等等。当阿来要写一个题材时,他首先会做很多很多的案头工作,只要能找到的书籍他都会找来读一读,然后再深入到实际场景中去,去切身感受和细致观察山川地域风貌、风土人情以及写作对象的实际生活。

  做案头工作时,学者的描述是有一个观点在的,而生活的呈现没有观点,二者之间往往会有差异和冲突,所需要做的是回到学者所书写的地方,通过案头与现实之间的多次往返,不断校正,最后形成属于自己的纯粹的知识性储备,形成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时候,才是动手写东西的开始。所以阿来不止去一次,而是很多次地去,书中读到的是过去的状况,而到现场跟今天变化了的现实做对照,会引起很多想法,于是再收集材料,再考察。比如为了写《格萨尔王》 ,因为是史诗,流传了很多地方,阿来断断续续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跑了30多个县,“差不多几十万平方公里,油费也得花几万块钱” 。

  成功需要天才加勤奋,阿来说:“我不是什么天才,就是比较认真而已。我喜欢学者们用的一个词,叫田野调查。我从年轻时代起写作就是这样一种方式,读书,然后到现场印证,然后再读书,再印证……”

  有些人以为,非虚构写作需要深入生活,而小说更需要想象和虚构,对生活可以浅尝辄止。但在阿来的经验中,写小说也是需要深入生活的。比如为写小说《尘埃落定》 ,他用在阅读史料和实地考察上面的时间就有三年多。 《尘埃落定》中只有人物关系是虚构的,而背后牵涉到的历史典章、土司制度、宗教等等,甚至写到的建筑,人物的穿着,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吃东西的方式,每一个方面都有史可依,都可以放到历史当中还原成当时的真实场景。阿来表示,现在写宗教、写佛家的人写一句“阿弥陀佛”就算描述了,里面没有任何的宗教文化含量,“我书中出现一个形象,他是什么职业,我不可能容忍他背后一点知识也没有” 。

  “无须深入生活,我就在生活之中。 ”这是另外一些作家坚持的信条。阿来的路则是另一种。在他看来,作家有不同的类型,有的人可能一生都在书写自己的内心世界,熟悉自己的生活就够了,比如普鲁斯特。过去对“深入生活”的理解也有偏颇,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那时候认为别人的生活才是生活,应该表现工农兵,知识分子的生活不是生活,所以知识分子的自我书写比较少。而今这个偏颇不存在了,以自我为中心写自己的生活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有时候,一个作家慢慢地就会不再满足于对自我的简单书写。阿来年轻的时候写诗,诗歌是很个人化的,主要是对自己的观察,是“深入自己” ,有些人可能会一辈子乐此不疲,而有些人则最终超越自己的生活范畴,去写这个社会更深广的方面。

  然而再深入,毕竟还是他人生活的局外人。不过,局外人的感觉,也恰恰是文学所需要的。阿来认为,文学一方面要很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另一方面也要有抽离的能力,作家本身就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也就是说,情感上认知上首先要进得去,同时也要出得来。阿来更强调要进得去。如果只是偶尔去一个地方,什么都不熟悉不了解,那么只能做旁观者。所以阿来会经常去一些地方,跟一些人在一起,有时候他离开三四个月或者一年半载后再去,人家并没有觉得这个人离开很久,而是像老朋友一样。经常到一个地方去,阿来也在参与当地的事情, “这种参与感是一定要有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会进入很深,却出不来,阿来认为,对于生活,包括对自己的生活,也应该有抽离的能力,当自己的旁观者,这对文学创作来说很重要。

  生活中难免有残酷冷漠,而阿来作品中往往有温暖的东西。在阿来看来,藏区无非是生活艰苦一点,但是古代人的生活更艰苦,古代文学中反而充满了美好动人的情感。精神和情感状态不是用物质水平来衡量的,如今我们唯物质的时候,每个人看起来光鲜,情感和精神状态其实很糟糕,“比如跟在草原上住在帐篷里相比,我相信我的精神状态并不会因为我今天住五星级酒店就提升了。 ”阿来喜欢的那些文学作品,被我们记住并奉为经典的东西,都是讲人性温暖的。其中也有对社会表达质疑和批评的,但是质疑和批评也是建立在对社会有更美好的期待之上的,比如杜甫会写社会问题,白居易会写深怀同情的《卖炭翁》 。今天的一些作品却走上歧途,借写社会的黑暗面来发泄不满,阿来认为,这样的写作背后缺乏一个善意的动机,与我们从古到今的传统并不相符。阿来希望文学是增进人的沟通和交流的,文学有责任反映真相,但是反映真相是为了社会往好处发展,所以文学中应该有温暖而美好的东西,“否则,文学就没有从古到今存在的理由了” 。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