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网络时代人人皆可成“评论家”的新环境，专业评论家必须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

专业评论在自媒体时代该是怎样的立场与姿态？

　　一位影视界前辈对电影《分手大师》的微博批评，遭到大批网友质疑；一位知名编剧对电影《小时代》的微博批评，引来粉丝群体骂战；一位影评人对电影《私人订制》的批评，令该片导演在微博上发飙……自媒体时代，评论家的话语优先、专业优势等“特权”似乎已经被全面抹平。在喧哗的网络话语场中，面对文艺作品，当普通网友的批评以毒舌、犀利、奇趣获得广泛传播之时，专业评论家却日益尴尬，不论是和网友一起“吐槽” ，还是“义正词严”地使用传统话语模式，都常常被立即淹没。那么，新的创作与传播环境下，专业评论家究竟该如何入场并占有一席之地？又该如何与创作者和大众建立良性互动？

　　“网络时代，点赞和吐槽算不算广义的批评？不喜欢一部作品，就恶搞它，甚至骂骂咧咧，算不算广义的批评？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宋宝珍提出这样的疑问。她认为，有些评论家为了与创作者、大众“打成一片” ，以“点赞” 、“吐槽” 、“拍砖”等网络表达方式呈现自己的态度，看似脱离了一板一眼的学院式评论话语，形式活泼、接地气，其实陷入了另一种语言僵化模式。宋宝珍表示，专业批评不能离开理论支撑和文本规范。“判断性批评太多，像‘点赞’ 、‘拍砖’这种只有‘好’和‘坏’两个标准的批评，对于创作者和大众来讲，没有什么思想启迪和艺术上的参考意义。 ”宋宝珍说，专业评论家对文艺作品的解读应该具有表率作用，“批评的目的在于给人提供一种合理的、艺术的选择，而不是让人被动认同一种话语权利” 。

　　“大众文化生产者和评论家的关系，似乎陷入了僵局。很多评论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想对大众文化提出批评，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准备接受有关创作者及其拥趸的猛烈反击。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师陈国战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评论家往往会用文学艺术的标准来评判大众文化产品，这是一种错位。“娱乐大佬及其粉丝之所以抵制评论家的批评，是因为评论家以高雅和低俗评定一部作品的价值秩序，他们是不认同的。 ”陈国战表示，不能以高雅艺术的价值标准来否定通俗艺术存在的合理性，“在反击者看来，一些评论家的发声，是以高雅艺术对通俗艺术进行压制” 。“所以对待大众文化，评论家应该明确，更重要的不是它是否高雅，而是它的价值导向是否是正向的。 ”陈国战举例说，像“有钱不赚是傻子”这种观念，在当今社会中得到部分人的认同，但显然有比“赚钱”更为正向的价值导向，假如一个大众文化产品只宣扬“赚钱” ，那么这就是对大众的误导，评论家应该由此入手展开批评。

　　“现在的评论家很容易陷入两种状态，一是有优越感，二是有随意性。 ”评论家梁鸿鹰认为，掌握了评论话语权，并不意味着对一部作品就有生杀大权。“对一部文艺作品做出善意的鉴赏，评论家在这个方向上大有可为。 ”梁鸿鹰表示，文艺评论应该像文艺作品一样，有智慧、有见识、有历史，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评论家不仅可以引导文艺作品创作，还承担着提高人们审美品位的责任，评论家的适当发声，有助于培养和塑造更有鉴赏力的大众，让大众懂得如何辨别、评价一部好的文艺作品，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水平、艺术欣赏水平。面对网络时代、多元价值取向和人人皆可成“评论家”的新环境，梁鸿鹰提出，必须改变以往出入书斋、图书馆、研讨会的工作方式，“深入老百姓的生活现场，以前被认为是创作者的事，好像和评论家没关系，事实上，文化艺术的脉搏我们能不能摸得更准，增加社会实践是至关重要的” 。

　　“文艺批评应恪守批评伦理。 ”评论家贺绍俊说，“网络时代提供了更多批评的渠道，我们有了更多表达的自由，但怎样使批评更有说服力呢？今天有很多批评之所以得不到人们的信任，是因为没有恪守文艺批评应有的伦理。 ”贺绍俊认为，批评伦理是评论者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现在很多不当的批评，不是故意践踏批评伦理，而是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贺绍俊还表示，真诚和从作品出发，是批评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他在阐释“真诚”二字时说：“文艺批评的目的是弘扬文艺精神，以批评的形式传递真善美。真诚的评论家是富有同情心的，尽管我们不留情面地揭露问题，但我们的意见应该具有建设性，即使是最尖锐的批评，在言语上也应带有善意。 ”真诚面对作品，对于评论家与创作者、大众达成良好的沟通至关重要。“当我们抱着真诚的态度，即使去否定一部文艺作品，也会慎重严谨，遵循最小伤害原则。 ”贺绍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