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欣赏的属性，决定了字迹的形质、线条的韵致永远是书法艺术的最后价值。因此，古代那些被后人赋予了极大艺术价值的偶然为之的手札便是一种证明。除此之外，那些书法本体意识比较强的书法家所书文辞的选择无外乎是官修文选的文章，前贤优美的诗词，或者是自作的诗文。一篇《千字文》被多少书法家书写无需统计，却说明了古代书法家所书文辞的选择具有极大的从众意识。

　　考察书法史，惟当代书法家所书文辞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比如“文革”期间，寥寥可数的当代书法家所书的字帖，文辞选择基本是毛泽东诗词，其次是鲁迅诗词，要么是样板戏的唱词。斯舜威无奈地说过，毛泽东词作《咏梅》 ，林散之写了数百幅。喜耶，悲耶，不得而知。我理解林散之，在阶级斗争无限上纲的特殊历史时期，没有哪一个艺术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不合时宜的文辞。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80年之后，艺术家创作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宽松，于是，复古主义思想出笼，书法家毅然决然地面古求荣，所书文辞非古句不写，非旧诗不选。因此，在一个漫长的时期，我们徜徉于《古文观止》 、唐诗宋词元曲之间，使当代书法创作弥漫了历史的书香。

　　可是，一成不变总不是明智之举。当我们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等诗篇感受到审美疲劳的时候，势必对这类诗篇的载体——书法作品，也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失望。

　　以上的感受许多有识之士也都有所表现，比如，有识之士倡导书法家写自作诗文，以改变书法家书写文辞的“老三篇”现象。应该说，这样的倡导没有错误，只是有识之士没有考虑当代书法家的文化局限。古今之分，可不仅仅是时空的转换，当代社会所发生的遽变，已经改变了一个社会对一个人的素质考量。因此，当代书法家单一的文化形象和一元的文化结构，至少在诗词欣赏和写作上远逊于古人了。为此，我曾作文呼吁，还是少写自作诗文为好。

　　细心人有可能认为我进入了二律背反的情境之中，言顾左右而言它，没有明确的方向。的确，写“耳熟能详”的古代诗词容易让人麻木，写自作诗文，又觉得轻浅，那么该写什么才好呢？

　　是的，该写什么才好？

　　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书法教育，书法展览，书法欣赏，书法营销，均让古人汗颜。惟文化素质这一点，我们在古人面前汗颜。

　　当然，我所提出的文化素质是狭义的文化素质，也就是说，这里讨论的文化素质需要落实在书法家需要具备的知识层面。当代人惯常使用的西语、电脑、机器人等，当然不在这个范围。

　　书写什么样的文辞，对书法家来讲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对文辞的选择，体现了书法家古典文学的修养。而这种修养对书法家至关重要。书法艺术毕竟是综合艺术，缺少文学的环节，其表现自然苍白。当代书法家古代文学的修养令人堪忧，不要说提出自己的见地，就连基本常识都搞不清楚。于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书法家们一只手执笔，另一只手端着一个小本子，秉笔作书，所依靠的就是小本子记载的文辞。

　　缺少必要的古典文学修养，所导致的自然是书写的千篇一律。当我们对“春云夏雨秋月夜，秦书晋字汉文章”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流行文辞进行周而复始的书写时，难道我们不该拓展自己对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的认知吗，不该选择与自己智识、情趣相颉颃的个性化文辞吗。我之所以对丛文俊先生《丰草堂题跋书法》一书百读不厌，正在于这样一本书法集是其他书法集不能替代的。它集丛文俊的书法、学识、趣味、个性于一体，呈现了一位当代学者、书法家迥异于他人的文化呈现和文人书写，复制了唐宋以来书法家们的智慧风采，颇值得玩味。 《丰草堂题跋书法》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古典文学的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位作家、诗人，需要保持真正的热爱。熟读作品，明晰含义，了解作者的心性，挖掘作品的内涵，当我们与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诗人产生心理的呼应，再书写他们的文辞，是不是会有另一种精神景致呢。

　　书写什么样的文辞，是书法家个人的选择。不管选择什么，但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你熟知的作家、诗人的作品，你能够理解的作家、诗人的作品，可以让你感动和悲悯的作家、诗人的作品。当然，如果自己也能够写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诗并书” ，谁都会说这是书坛的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