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7日，因为新冠病毒大规模爆发，巴黎封城。一个星期后，马修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联系了。他问我：“你在巴黎好不好?要不要来我家住?”
我在巴黎的住所有40多平米，一室一厅。因为窗户对着西北，对面又有楼挡着，永远照不见阳光。不过中午时候，对面的白墙会把阳光反射进我的客厅，会显得很亮堂。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假象，时间一长，难免会有些抑郁。能住到马修乡下的家里去，当然是好事。可是我去不了。
马修的家在法国布列塔尼圣马洛附近的一个小村。前年夏天，我曾去那里住了十多天。当时我并不认识马修。以那里为中心，可以很方便地去拜访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留下的遗迹。他在“贡堡”的大城堡、在格朗贝岛上的墓地，还有迪南他读书的中学，等等，都很近。利用这次度假，我又把他的《墓畔回忆录》重读了一遍。
村子很小，只有十多户人家。白天很少见人，不过每家门前都开着满满的鲜花。如果想找点热闹，要到村中心的广场。广场周围有一家面包房，一家邮局，一家杂货店。杂货店里卖蔬菜、蜂蜜，还有最鲜美的肉，都是本地的特产。杂货店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战中阵亡的本村村民的名字，密密麻麻。如此看来，一百年前，这个不起眼的小村曾经相当热闹过。石碑的旁边有一块小空地。每隔一天，都有一辆中型面包车停在这里。面包车的顶上有一个烟囱，侧面开着门窗，里面生着炭火熊熊的火炉，竟然是一个流动的披萨车。
烤披萨的是一个壮实的中年人，名叫马修，总是一脸快活的笑。他一来，村子就像立即活过来，不知道从哪里立即钻出许多人，围着车子谈笑着，等他的披萨。我很少吃披萨，可还是被香味和好奇心吸引过来。买了一只尝尝，果然味道奇美。
之后，每次马修来我都去买他的披萨。我都在最晚时候来，他一边收摊，我们可以一边聊天。他住在村外的一个小农场上。活儿多的时候就在地里干活，空闲的时候，出来烤披萨卖。
在我回巴黎的前一天，马修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马修的家在村子外面的一个高地上，孤零零的一幢两层楼的农舍。进门是一间大餐厅，餐厅里放着一张厚重的长条木桌。两边摆放着六把椅子。他一个人住。穿过餐厅是他的客厅。客厅比餐厅还要大。有一扇门对着外面，外面是一个大花园。其实这幢孤独的房子四周都栽种着花，仿佛就长在花园中间。马修是种花的专家。我们在花园里吃饭聊天。告别的时候，我们相约下次巴黎见。
还有半个月就是圣诞节了，我忽然接到马修的电话，他说他在圣·拉扎尔火车站。我们约好在时钟雕塑底下见，那里好认。
我很远就看到了马修，他身上穿着显目的黄马甲。他是特意赶来巴黎参加游行的。最近每个周六，都有成千上万的黄马甲走上街头，这是近些年来，巴黎爆发的最为声势浩大的人民自发游行。
我陪着马修往香榭丽舍大街走去，那里是主战场。可是才走了一半路，就被警察拦住了。一群一群的黄马甲在街上乱转，他们既去不了凯旋门，也去不了爱丽舍宫。人群越聚越多，有人找来木板和纸盒，用打火机点着，大街上浓烟滚滚。警察从远处投放着催泪瓦斯，并且步步逼近。游行的年轻人不断地回扔给他们。满天都是烟雾，人们四处乱跑。我是第一次闻到催泪瓦斯的味道，有点像在铁锅里干炒辣椒，火大了，冒出很大的烟。
香街肯定去不了，我们只好往回走。各个小巷里都有人往大路上汇聚，人越来越多，大家不断地呼喊着马克龙下台的口号。警察们开着装甲车、骑着马，全副武装地在后面驱赶着，不过除了放催泪弹，也没有太过激的举动。
“黄马甲”什么人都有。有驻着拐杖的老人，有顺便出来蹓狗的居家男人，还有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当然，也有莽撞的少年。在我们被驱赶到圣·拉扎尔火车站的时候，几个人砸开了路边星巴克咖啡馆的大门，玻璃窗也被砸碎了。许多年轻人冲进去，有人拿了饮料跑了出来，有人从里面拿了椅子什么的，放在路口烧起来。
马修看到少年们如此暴力，惊吓得目瞪口呆。“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他嘟嚷着。突然有人唱起了《马赛曲》，马修小声地跟在后面唱着，慢慢又变得兴奋起来。歌声像潮水一样，一浪过去，平静一会儿，突然，又一浪涌起。
我们在人群之中，四周全是人，突然一阵骚动，人们慌乱地奔跑起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跟在后面跑。满大街都是奔跑的人。一辆车冒冒失失地开进了这条刚刚还空荡平静的街道，突然就被人群包围了。不过人们并不难为他，绕开他跑远了。据说在另外一条街上，有人烧了停放在路边的车。更多的警察组成了盾牌的墙，一边扔催泪瓦斯，一边排山倒海一样挤压过来。
路边的饭店担心受到冲击，都关了店门。我带着又累又渴的马修往家里跑。再过一条街，就到我的住处了。跑在前面的人，突然又折过头往回跑。我回家的路被装甲车和警察们堵住了。一个长着娃娃脸的警察用手拦着我们，脸上还带着孩子气的微笑，让我们回头。我没有穿黄马甲，马修穿着。正在这时，一个中年人推着一辆轮椅过来，轮椅上坐着一位老人，身上也穿着黄马甲。大概他们说要回家，警察让开一条道，让他们过去。残疾人可以，我们不行。
无路可走，只能后退。走了几步，我转念一想，带着马修钻进火车站的地下通道。通道通向另一端的阿姆斯特丹路。一钻出地面，我心里一惊，外面又是满满的黄马甲。好在没有警察，人群安安静静地走着。往各个方向的都有，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和马修的眼睛都已经睁不开，鼻子也辣辣的，空气里全是催泪瓦斯的味道。
终于回到家。我和马修赶紧洗脸洗眼睛。坐定之后，我给马修倒了水和葡萄酒。马修叹了口气：“税太重了。人头税、电视税、房产税、土地税、居住税、饮水系统税、道路维护税、供暖税、汽车税、燃油税、水电税、消费税等等等等，我只想经营我的小农场，慢慢过我的日子。可是如果我不出门卖披萨，就没钱交税。”
一直到吃饭时，马修也没有脱下身上的黄马甲。黄马甲是一种显目的背心，法国政府要求每个司机都要有一件。另外所有担任危险工作的人，也穿它。它是普通人的象征。从来没有哪件服装，有着这样绝好的象征意味。黄马甲就是普通人，他们甚至没有一个代言人。他们只是为自己请命和呐喊的百姓，他们就是马修这样普通朴实的劳动者。“我们到巴黎来，是想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它病了。他们高高在上，已经听不到百姓们的声音了。”马修说。
马修买了当晚的火车票。马上就要过圣诞了，家里还有许多活儿要干，他要赶回去。我送他去车站。天黑了，路两旁为圣诞节装饰的灯突然亮起来，使得弥漫了瓦斯的巴黎立即又变得漂亮了。四处都有慢慢散去的黄马甲，每个人都显得疲倦不堪。
马修回去之后，我们偶尔通信。每次我都告诉他巴黎黄马甲游行的状况，有时还发几张照片给他。黄巴甲的示威已经持续了一年。他在信里告诉我小村里静如止水的生活，谈得最多的是他种的花。那是他最大的幸福。他再也没有来巴黎。他说他不喜欢巴黎，即使为了抗议也不愿意再来。
今天下午，他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劝我到他的乡下去：“虽说全法国都禁足了，可是我们这里的生活与平时没什么不一样。很多巴黎人都到布列塔尼来了，现在都在海滩上晒太阳呢。你来吧。”
我去不了。巴黎已经封城。那些人都是在封城的前一天走的。我也不想离开巴黎。无论是黄马甲的大游行，还是新冠病毒的袭击，巴黎总是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之中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