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08—1966） 

　　说傅雷是一个学者，恐怕没有异议。他的卓越学识不仅表现在一部部学术专著上，也表现在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书之中。读《傅雷家书》，他对儿子的挚爱让人感动，他渊博高深的学问让人如遇良师，如饮醇醪。

　　学问在傅雷心里位置很重。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信中，他写道：“我一生任何时期，闹恋爱最热烈的时候，也没有忘却对学问的忠诚。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爱情第二，这是我至此为止没有变过的原则。”照此理解，就是事业第一，其他都要让步。而傅雷的事业就是追求学问，追求艺术，追求真理。

　　傅雷首先是以翻译家进入公众视野的。巴尔扎克小说是傅雷一生翻译的主要着力处，也是他对法国文学、对中国翻译界的最大贡献，在书信中他也谈得最多。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信中，他说：“几个月来做翻译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的准备工作，七百五十余页原文，共有一千一百余生字。发个狠每天温三百至四百生字，大有好处。……天资不足，只能用苦功补足。我虽到了这年纪，身体挺坏，这种苦功还是愿意下的。”天才如傳雷，仍然自称“天资不足”，下苦功夫弥补。傅雷的学问也来自于苦学。

　　傅雷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的信中再次说起他的翻译工作：“我的工作愈来愈吃力。初译稿每天译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几等重译。而改来改去还是不满意。改稿誊清后还得改一次。”我们都知道傳雷的译文是经典，难以超越，特别是对巴尔扎克小说的译读，迄今难出其右。但不知他背后花的工夫如此之大，每译一书，不打磨成精品决不罢休。

　　除了翻译之外，作为学者，傅雷的精湛学识还体现在文学、美术和音乐上，这些内容在《傅雷家书》中俯拾皆是。

我们先看傅雷的文学修养

傅雷家书手迹

　　只需读他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信中谈李白和杜甫就可见一斑。他写道：“你说到李、杜的分别，的确如此。写实正如其他的宗派一样，有长处也有短处。短处就是雕琢太甚，缺少天然和灵动的韵致。但杜也有极浑成的诗，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首，胸襟意境都与李白相仿佛。还有《梦李白》《天末怀李白》几首，也是缠绵悱恻，至情至性，非常动人的……杜甫有许多田园诗，虽然受渊明影响，但比较之下，似乎也‘隔’（王国维语）了一层。回过来说：写实可学，浪漫底克不可学；故杜可学，李不可学；国人谈诗的尊杜的多于尊李的，也是这个缘故。而且究竟像太白那样的天纵之才不多，共鸣的人也少。所谓曲高和寡也。同时，积雪的高峰也令人有‘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感，平常人也不敢随便瞻仰。”李白、 杜甫是唐诗的双子星座，历代研究者众，但傅雷能抓住他们各自的特点，以简洁明白之话道出，更显出他的功底。

　　傅雷对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和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名著《人间词话》似乎情有独钟。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中，他写道：“《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它当作枕中秘宝，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人间词话》，青年们读得懂的太少了；肚里要不是先有上百首诗，几十首词，读此书也就无用……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

我们再看傅雷的美术修养

译林版《傅雷家书》书影

　　谈美术是傅雷的拿手好戏，他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等专著名世。他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信中谈绘画艺术论述很多，不乏真知灼见。在这信中傅雷评价他的学生吴尚宗参加华东美展的油画《洛神》：“面部既没有庄严沉静的表情（《观音》），也没有出尘绝俗的世外之态（《洛神》），而色彩又是既不强烈鲜明，也不深沉含蓄……自己没有强烈的感情，如何教看的人被你的作品引起强烈的感情？自己胸中的境界倘若不美，人家看了你作品怎么会觉得美？”傅雷在这里道出了一个艺术真谛：先有思想，然后用艺术手段去呈现。欲感动别人，先感动自己。

　　对西方绘画颇有心得的傅雷并不崇洋媚外，他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信中对我国敦煌艺术推崇备至：“我认为敦煌壁画代表了地道的中国绘画精粹，除了部分显然受印度佛教艺术影响的之外，那些描绘日常生活片段的画，确实不同凡响：创作别出心裁，观察精细入微，手法大胆脱俗，而这些画都是由一代又一代不知名的画家绘成的（全部壁画的年代跨越五个世纪）。这些画家，比起大多数名留青史的文人画家来，其创作力与生命力，要强得多。真正的艺术是历久弥新的，因为这种艺术对每一时代的人都有感染力，而那些所谓的现代画家却大多数是些骗子狂徒，只会向附庸风雅的愚人榨取钱财而已。”傅雷的意思是，不知名的画家，没有约束，没有形成固守模式，更能展现个性与才能。

他的音乐功底更是一般学者所不能及

傅译罗曼·罗兰《名人传》书影

　　他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信中从音乐的角度谈《长恨歌》与《琵琶行》，这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学者、大智者才能抵达的境界。他写道：“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仄声韵。《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小弦切切’一段，好比staccato（断音），像琵琶的声音极切；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几句，等于一个长的pause（休止）。‘银瓶……水浆迸’两句，又是突然的attack（明确起音），声势雄壮。至于《长恨歌》，那气息的超脱，写情的不落凡俗，处处不脱帝皇的nobleness（雍容气派），更是千古奇笔。看的时候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分出段落看叙事的起伏转折；二是看情绪的忽悲忽喜，忽而沉潜，忽而飘逸；三是体会全诗音节与韵的变化。”白居易是一个精通音律的大诗人，《琵琶行》堪称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杰作，傅雷能从音乐的角度说出如此专业准确的见解，真是白居易的异代知音。

　　对欧洲音乐大师，傅雷谈得最多的是莫扎特和贝多芬。他推崇莫扎特的纯洁，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傅雷写道：“我特别体会到，莫扎特的那种温柔妩媚，所以与浪漫派的温柔妩媚不同，就是在于他像天使一样的纯洁，毫无世俗的感伤或是靡靡的sweetness（甜腻）。”

　　傅雷对贝多芬的理解尤为深刻。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的信中，他从欧洲文艺复兴讲到贝多芬乐曲的主题：“贝多芬乐曲中两个主题的对立，决不仅仅从技术要求出发，而主要是反映他内心的双重性……他的两个主题，一个往往代表意志，代表力，或者说代表一种自我扩张的个人主义（绝对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个人主义或侵犯别人的自我扩张，想你不致误会）；另外一个往往代表犷野的暴力，或者说是命运，或者说是神，都无不可。虽则贝多芬本人决不同意把命运与神混为一谈，但客观分析起来，两者实在是一个东西。斗争的结果总是意志得胜，人得胜。但胜利并不持久，所以每写一个曲于就得重新挣扎一次，斗争一次。”傳雷从乐曲中悟出贝多芬的双重性、人性的双重性，感受到贝多芬生命中的挣扎、内心的斗争，最后皈依、觉悟、解脱，不得不放弃，达到精神上的和平宁静。

傅雷真正称得上是学贯中西

傅雷部分译著

　　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的信中，他天马行空，从音乐艺术谈到世界各地大自然优美风光，谈到中西文化的比较。他写道：“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我们的哲学、文学即使是悲观的部分也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或者用现代语说，一味的‘失败主义’；而是人类一般对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慨叹，如古乐府及我们全部诗词中提到人生如朝露一类的作品：或者是愤激与反抗的表现，如老子的《道德经》。”

　　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信中，傅雷再论东西方之差别：“我知道东方西方之间的鸿沟，只有豪杰之上，领悟颖异，感觉敏锐而深刻的极少数人方能体会。”确实如此，一般人只知盲目排外，实际上既不了解西方文化，甚至也不了解东方文化，更遑论两相比较，知其短长，从而扬长避短了。他继续写道：“换句话说，东方人要理解西方人及其文化和西方人理解东方人及其文化同样不容易。即使理解了，实际生活中也未必真能接受……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

　　在此处，傳雷提出“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融合，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此种见识，远非一般学者所能及。

　　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傅雷总是信手拈来，在书信中娓娓道出，在交谈中汨汨流泻。其辞也通俗，其理也深刻，其识也高远。这就是《傅雷家书》独有的价值。

　　（本文《傅雷家书》原文引自译林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的《傅雷家书》及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的《傅雷家书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