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知道邹跃进先生得病的消息有好几个月了，10月16日从友人的信息中得知他不幸病逝，还是感到十分的突然与悲痛。

    我与跃进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彭德的家，当时我是从深圳回武汉去看彭德，与他可算不期而遇。记得后来谈到了艳俗艺术，我还应约为他主编的一本关于艳俗艺术的书写了一篇文章。这也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往来。在学界，跃进先生一向是以平和、专业而著称的。与他的老乡易英先生在治学上注重研究西方艺术史方法论不同，跃进先生更强调借用西方后现代大师，如德里达、福柯等人的观念与方法。至今，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当谈及一个问题，他总会抓住一个关键词，然后就要强调，他所关注的是，这个词是怎样说成的。接下去，他还会以独到的方法、丰富的材料加以论证。你也许不会同意他所得出的结论，但肯定会让你受益不浅。这些年来，因他常参与主持批评家年会的工作与出席各种学术活动，所以，我与他总在谋面。有时不免会谈到一些学术问题，而每一次谈话都令我收获不小。当然，我们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总是能以很君子、很学术的方式加以处理。几年前，他因不同意我对现代水墨的看法，曾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要发表前，他不但将全文发给我，还专门打电话询问我，他是否准确地把握了我的观点。于是，我们也有了更深入、友好的互动。在参加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时，他得知我在根据《越界：中国先锋艺术》一书扩写《中国当代艺术史》，回京后便将他收集的资料刻在硬盘中寄给了我。如今，斯人已去，看着他送给我的硬盘，不胜感慨，同时，他的音容相貌也出现在了我的眼前。面对无可奈何的现实，我只能说：祝跃进先生一路走好！

    大约是半年前，因参加广东美术馆的一次活动，我与他在宾馆同吃了一个中餐便分手了，没想到那竟然是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他曾告诉我，腰很疼要去广州的哥哥那看一看；他还告诉我，等腰好后他要抓紧时间写完《百年中国美术史》。应该说，他的离去固然是他的家庭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美术界的巨大损失。

    跃进先生在世时，烟抽得特别厉害，也有夜间工作的习惯，我曾劝他改变一下，他却说已经成习惯很难改了。现在看来，一个人为了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为了家人与朋友，应该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真诚地希望我的朋友们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