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对“整理国故”文化主张的实践
http://www.cflac.org.cn     2011-09-21     作者:马明宸     来源:中国艺术报

黄宾虹作品

    黄宾虹是近现代中国传统书画大家,他生活在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1895年的甲午战败给封建末世传统文人的文化自尊心以极大的刺激,这期间黄宾虹放弃举业,接受维新思潮影响,继而投身到实际的救亡图存活动中。1905年黄宾虹参加了“安徽工商勇进党”,1906年与同仁秘密组织反清团体“黄社”,以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非君”思想为宗旨,“取新学以明理,忧国家而为文”,其实是以研究诗文为名宣传革命,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不料1907年此事被人告发,44岁的黄宾虹避难上海,从此黄宾虹便由政治革命转向了以文救国的实践道路。

    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向西方的学习由科学技术到政治模式,再到伦理纲常层面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德、赛二先生一马当先,最后到了书画艺术等人文领域的时候运动思潮出现了严重分歧,因为在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层面,中西方先进与落后的比较难以定论,关于如何对待中华民族基本人文精神出现了不同主张,这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之争”。目前虽没有发现黄宾虹直接参与论战的史料,但从思想倾向上来看黄宾虹是和当时的“国粹派”站在一条阵线上的。但是黄宾虹更是以一位实践家的身份出现在文化史上的,他没有提出明确宏大的“主义”,而是通过参与组织国学团体、办刊出版整理国粹、推介弘扬书画艺术以及收藏鉴定拯救文化瑰宝,以此对国粹的弘扬与保护作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黄宾虹又实践了胡适“整理国故”的文化主张。

    在20世纪之初西画与学院教育成为美术变革的时尚风潮,传统文化遭遇冲击,中国书画的存在受到质疑。许多学院之外的传统书画家都转向了以卖画为生,出于宏观的“保国、保种、保教”和微观的生存目的,他们结成各种各样的艺术社团,打出了“保存国粹”、“存学救亡”等旗号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个时期黄宾虹参与和组织了许多重要的艺术与学术团体。1907年刚到上海黄宾虹就参与了由邓实、黄节牵头发起的“神州国光社”的创办工作,该社以“研究国学,发扬国光,以兴起人之爱国心为宗旨”,后来这个组织扩大成为“国学保存会”。同时黄宾虹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存学救亡的具体工作,参与编印《神州国光集》和《神州大观》等大型画册,整理、编辑、出版古代名家书画,黄苗子说黄宾虹最早采用了铜版及珂罗版印刷技术介绍古代画作,这在20世纪初很受欢迎。1908年黄宾虹又与邓实合编《美术丛书》,每周出版一册,每月出版一集,直至1936年出齐共计160册,该书对于古代文艺论著进行了整理,包罗宏富,内容涵盖书画、雕刻、摹印、瓷铜、玉石、文艺以及杂记等,在微观层面用新的“美术”观念对于传统艺术理论做了一次详细的梳理,不啻为一项文化保护工程。刘海粟认为该书“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为后学提供了津梁”。

    1909年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创立,黄宾虹参加在苏州虎丘举行的第一次南社雅集,成为首批社友,并负责第一集《南社丛刻》的印行工作。1910年春黄参加“中国书画研究会”,这个组织意在“随时晤叙,互相考证,以为保存国粹之一助”,成为后来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前身,1912年黄宾虹又与宣哲创办以研究金石书画为宗旨的“贞社”,从社名可知以民族节义抱守为口号。二三十年代黄又参与或发起组织了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烂漫社”、“中国学会”、“中国画会”等团体,与康有为、吴昌硕、柳亚子、陈去病、苏曼殊、张大千、俞剑华等海上名流交游往还,开展诗文唱和与书画雅集活动,合编杂志、鉴藏书画,互相切磋交流,形成一个复兴国学的联盟阵线,在战乱频仍的年月力所能及地保护国粹、延续文脉。据王中秀统计,在1907年至1937年之间,黄宾虹梳理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追本溯源、探赜索隐,共撰写文章1100余篇,在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相对垒的《东方杂志》《国粹月刊》等杂志发表。其中《古画微》《新画训》等著述在梳理中西画史的基础上兼做比较分析、思考中国画学变革的取向问题。从黄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在中国画的发展方向上既不同意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也不赞成维新派后期的“中体西用”,甚至还对“岭南二高”折衷融合中西的“新国画”实践也颇有微词。他认为蕴含中华民族基本人文精神的书画艺术应该坚守与弘扬,在系统内部寻求开掘创新,进而企求以“精神文明”来拯救“人心之沉沦”,解决社会革命没有解决的文化危机,他的主张始于艺术却旨在救国。

    出版与研究工作为黄宾虹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其后黄宾虹的工作重心由编辑出版转向了教学与研究,他相继担任一些教职,参与了1929年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策划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造成了华北的危急局面,北平治安混乱,民国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陆续南迁,汇聚于南京、上海两地,1934年黄宾虹应南京监察院之邀赴南京鉴定古画,1935年受聘为上海博物馆理事,1936年被聘为故宫古物鉴定委员在上海中央银行保管库鉴定书画,并一度赴北平故宫,在战乱年代对故宫国宝进行审查登记,做了许多保护工作。1937年因鉴定工作需要黄宾虹迁居北平,不料因华东战事滞留难返。十年滞留正值北平沦陷时期,黄宾虹取斋号“竹北簃”以示民族气节,拒绝日本方面的拜访、聘请乃至贺寿画展,偶交齐白石,李可染从学,抗战结束后才应徐悲鸿之邀任教国立北平艺专。其余时间黄宾虹谢绝应酬伏居燕市,“闭门作画,惟与故纸堆中,与蠹鱼争生活”。也是在这个时期黄宾虹潜心研究明末具有民族气节的遗民画家、“四僧”之一的弘仁,并以这位乡帮为榜样砥砺人品,在异族入侵的形势下仍坚持致力于国粹发扬。

    抗战结束后黄宾虹思乡心切,1948年他应国立艺专之聘返回杭州任教,又相继担任江浙地区一些文艺机构的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予黄宾虹很高荣誉。为了更好传承和弘扬民族艺术遗产,1954年国家将原“中国绘画研究所”更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黄宾虹为第一任所长,王朝闻为副所长。可惜年届90高龄的黄宾虹因健康状况不能赴京上任,但是他仍然坚持对于民族艺术的研究,在视力极其微弱的情况下坚持撰写了《画学篇》,直至1955年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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