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转换带给中国电影批评者新的思想困境与知识困境。对于时代我们是无力改变的，我们只能努力去改变自身。这种改变，其总体目标是为了突破困境。批评者的思想、知识要与变化了的时代与社会现实相适应，要与不断发展着的中国电影实际相适应，如能进而达到能够引领时代文化、启发现实思考的作用，则中国电影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

中国电影批评的困境与突围

章柏青（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张艺谋的《英雄》一出来，一边是票房火爆，一边是骂声冲天。如果在评论中贯之以史学意识，那种一棍子打下去就要置人于死地的“必杀技”，就会有所顾忌。

    真正的批评应该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如果按人情的冷暖与红包的厚薄来驾驭批评，这无疑是批评的堕落。

    不少批评工作者面对娱乐文化的蜂拥而至，自持“精英立场”，又找不到与之对话的方式，心理上既藐视又恐惧，失语无言是他们的对抗手段。而到非说不可的时候，只能说一些“乱语”，苍白、肤浅、浮躁、喧嚣、不切实际，便是必然的了。

    对于前几年的中国电影批评，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影界内部，不满之声一度不绝于耳。“萧条”、“失语”、“苍白”、“肤浅”、“浮躁”、“喧嚣”、“乱语”，是一些用于描绘电影批评的常用词，更有激愤之士，用“权力批评”、“商业批评”、“人情批评”、“红包批评”就概括了电影批评现状。

    可以这样说，中国电影批评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危机。但上述说法更多是来源于社会与影界同仁对于电影批评失范以至失效的深度焦虑。是一种感性多于理性的评论。作为一位多年“游走”于电影批评领域的电影人而言，我一方面自然清楚电影批评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同时我也不得不说，对电影批评也不应过度“鞭挞”，公正而言，近几年的中国电影批评在许多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以往所未能达到的长足进步。

    一是，“大电影批评观”的建构

    这里的意思是指我们现在对电影的批评眼光与范围的确是大大地拓展了。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我们对电影批评唯一的标准就是“政治”。上世纪80年代，电影回归本体，电影评论又走向另一极端，大有一提“电影评论”只限于“本体评论”的倾向。这在当时虽有某种为了让电影评论摆脱意识形态压抑的策略性选择，但即使如此，这样的“评论局限”也同样不当。近几年来，电影人评论电影的视角越来越多样：思想的，文化的，艺术的，经济的，技术的，产业的，类型的，观众的。虽说一篇论文或一本著作，论及的或只有某几方面，但总体而言电影批评界呈现出“大电影批评”的可喜景象。不是没有人反对这种“大电影批评观”，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批评的泛化”，也有人认为，电影批评只能归结为“审美批评”。对于“尊崇艺术、恪守艺术”这一主张，我心怀尊重，但并不赞同。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作为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观众联系最为密切的现代艺术，这种“全方位”的批评，恰恰是从电影的特性出发的，也是从电影需要生存与发展出发的。这应该看作是近几年来中国电影批评的进步。

    二是，这些年来中国电影批评中的史学意识加强了

    史学意识不局限于电影史研究，对当前电影现象的评论，甚至只对某一部电影的评论，有无史学意识作观照，其评论的公正与深度就可能会大相径庭。当年，张艺谋的《英雄》一出来，一边是票房火爆，一边是骂声冲天。如果在评论中贯之以史学意识，那种一棍子打下去就要置人于死地的“必杀技”，就会有所顾忌。《英雄》自然不是出色之作，但它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大投入、大制作、大明星”的真正意义上的大片，也是连续两周占领北美最高票房、首部实现市场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的突破之作。仅凭这两点也不应对它一棍打死。这些年来完全以个人好恶不及其他的“批评”较为少见了。中国电影批评人以“历史的观点、美学的观点”观照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写出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史学意识的另一体现，是这些年来所涌现的许多新的电影史论著对以往电影史中史料、观点的重新论评。《中国电影发展史》当然是新中国成立后十分重要的史学著作，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该著作只能算作是电影的阶级斗争史或意识形态史。陆弘石的《中国电影史1905-1949》以新的史学意识，对《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诸多观点作了极具说服力的辨析与纠偏。要把中国电影批评推进一步，坚持正确的史学意识是何等重要！

    三是，在建构中国电影的理论批评体系上有了长足的思考与进步

    那种一谈起电影理论就“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大量引进西方电影理论包括各种新的理论思潮、流派和新方法论，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它在开阔电影人思路、眼界的同时，也使相当一部分理论界人士对自己的本土理论传统妄自菲薄。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电影界不少学者就开始对此现象进行反思。但是，真正对这一现象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系统、全面、自觉地开始建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体系当从新世纪以后，尤其是2005年之后。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电影界有过一个“言必称巴赞”的阶段，将当时的电影语言创新完全归功于“巴（巴赞）爷”与“克（克拉考尔）爷”。这些年来，我们的理论界人士，不仅对巴赞理论本身进行了新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分析了巴赞理论的当代境遇和文化使命，分析了巴赞理论与中国电影的复杂关系。有的学者非常具有说服力地指出：“中国新时期的电影语言创新的‘原点’是中国的电影和中国的现实本身，而巴赞的理论则是推动这一过程的‘助燃剂’。”“目前中国学者的任务是如何构建电影理论学术体系，与西方电影理论形成对话，为世界电影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显然，这是中国电影批评一个很好的开头。

    四是，一种新的电影批评形式在这些年里正在生长

    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新媒体批评。网络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借助于网络在新世纪迅速崛起的网络批评是新媒体批评的主要代表。在短短几年间它正以星火燎原的势头，逐渐占据了大众舆论的核心，稳操对电影市场的生杀之权。网络影评在短时间内，成为占领影坛百年、相对成熟的传统纸质影评的劲敌，这自然是互联网的传播优势所致，但不容否认，这也是网络影评自身逐渐发展，显示出其不容随意否定的独立个性、独立价值的体现。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新技术的产物。和任何新事物一样，它初起之时，难免出现某种不成熟，不规范。网络影评的某种随意、夸张、胡闹、恶评等等不如意之处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我们不对这一新事物抱有成见的话，我们应当看到，它所独具的灵活性、互动性、开放性、便捷性也为其他影评形式所不及。我们应当看到它在促进影评样式的多样化与批评理论发展上的创新意义，看到它对促进电影文化普及、培养影评后人、促进电影市场繁荣等方面所起的非传统影评所能达到的作用。

    我们在评述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批评现状时肯定成绩与指出问题同样重要。事实上，这两者是夹杂在一起的。本文开头罗列的电影批评中的问题同样令人震惊。我认为要从电影批评存在问题的根源上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当前，电影批评中问题的根源我把它归为两类。一类属于从业者道德素养所致。比如所谓的“权力批评”、“人情批评”、“红包批评”。“权力批评”盛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官本位”的产物，到“文革”达到顶点，至七八十年代渐为弱化，新世纪以来随着民主与法制的逐渐完善，这种“权力”在文艺评论上的滥用，以“权力代表真理”的现象，不是没有，但已日见其少，我认为它已不是当前电影批评中的主要问题。而“商业批评”、“人情批评”、“红包批评”伴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呈上升的势头。真正的批评应该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如果按人情的冷暖与红包的厚薄来驾驭批评，这无疑是批评的堕落。但这类问题虽为我们所不屑，甚至十分可恶，但它不属理论探讨范畴，它的解决有待于社会的净化与从业者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我们在此不再多加理论。

    值得我们重视、研究的是第二类问题。中国电影评论一度处于萧条、失语状态。就电影批评者本身而言，是不愿意评论的萧条、失语的，出现这种现象属于无奈。这种无奈，有两种原因使然，一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的迅速转型，娱乐、消费需求的扩展，大众从整体而言有一种排斥说理、思辨批评的倾向，而追求一种快餐式的消费文化。既然大众不再需要，评论的萧条是顺理成章的事；二是主观的。失语，并非不想说，而是无法说，无言以对。不少批评工作者面对娱乐文化的蜂拥而至，自持“精英立场”，又找不到与之对话的方式，心理上既藐视又恐惧，失语无言是他们的对抗手段。而到非说不可的时候，只能说一些“乱语”，苍白、肤浅、浮躁、喧嚣、不切实际，便是必然的了。而这后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探究的，从中我们可以寻找出产生电影批评中诸多问题的自身根源。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相当一部分的电影批评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陷入了时代转换后带给我们的新的思想困境与知识困境。对于时代我们是无力改变的，我们只能努力去改变自身。这种改变，其总体目标是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即：要使我们的思想、知识与变化了的时代，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变化了的中国电影创作实际相适应，如能进而达到我们的电影批评能够引领时代文化、启发现实思考的作用，则中国电影批评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

    我想就当前而言，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改变我们用某些陈旧的思维与落后于时代、曾经认为正确无疑而实际并非真理的知识格局，去审视、评论电影现象的习惯。比如我们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这没有错，但时至今日，对这一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文艺批评理论，应该重新研究、定位其价值取向、原则、标准、方法，对于某些概念，如“政治”、“人民性”、“思想性”需有一个更科学的解释，特别要注意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与各种文艺思潮、电影思潮的对话、沟通、辨析能力。对于电影现状、倾向性问题，甚至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发展进程中涌现的与电影批评联系紧密的“关键词”，诸如“主旋律”、“主流价值观”、“精品工程”、“三性统一”、“三贴近原则”、“国产主流大片”、“商业电影”等，都应有一个更为电影创作者与大众接受的理论剖析。对于西方的理论、思潮及形成的一套“批评范式”、“批评框架”，我们应该努力从中国电影历史与当前实际出发去实现“转换”，并建立我们自己的“批评逻辑”。确切地说，转型的时代，我们批评工作者的思想、知识也要转型；二是改变我们评论上的某些陈旧形态与展现方式，使之更灵活，更多样，以符合现代大众尤其是当今青年人的思维方式与接受习惯。目前，我们的电影批评主要有两种：传统形态的电影批评（包括学院式批评）与媒体批评（包括新媒体，主要是网络批评）。我这里主要论述的是前者。这类批评的作者基本是大学、研究所及各影视机构中的影视教育工作者，有较为深厚的文艺、电影理论功底的影视从业人员与有电影专业素养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专业的电影报刊、学术研讨会、规范的电影评奖是上述作者们的文章的发表园地与表达意见的基本活动场所。这类批评，注重学理，着力于专业与深刻。随着后一类媒体批评的发展与不断地扩张，传统形态的电影批评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在缩小，但是，它在理论意义上或“正规”意义上的主导性与引领地位并未改变。从这个意义而言，它没有“失语”，还掌握着足够的“话语权”。当前，这两类电影批评，独立运行，仿佛“井水不犯河水”，而实则互相对峙。而从整个影评事业而言，我们需要两者的沟通、配合与合作。要在互相保持其特色、个性、优势的基础上，各取对方之所长。两相比较，传统形态的电影批评更需要放下“自尊”，改变“不屑”，采取更为主动的态势。事实上，两者的倾心交流，对双方都将是有益的。媒体批评中或许会增添更多的理性的声音，而传统形态的电影批评也许会由此打破某种“小众化”、“圈子化”的封闭状态，逐渐走向大众。我们的电影批评如能做到如此，并继续发扬已经取得的成绩，也许距离全面走出困境，迎来新的进步甚至飞跃的日子将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