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娱乐至上的消费时代，任何严肃正经的事情，最终也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演变成大众的狂欢。譬如，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客观地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诸多创新之处：增加评委的名额、采取多轮淘汰制、适时公布评选结果等等。不过，也正是这种创新，让不少“围观”者将其视为一次娱乐选秀事件，而非一次文学评选活动。在此，我不想对茅盾文学奖的功过得失予以简单肯定或否定，我只想说出我更为关注的，是那喧嚣过后的宁静。

    在我看来，获得茅盾文学奖固然值得敬仰，不过，我以为比茅盾文学奖更值得敬仰的，是平常心。无论是获奖的作家作品，还是未获奖的作家作品，都贵有一颗平常心。能够获奖，自然有其胜人之处，并不一定像某些人揣测的那样，完全是暗箱操作的结果。况且，获奖并不代表最高水准，可能恰好得到了评委们的共识而已。从历届茅盾文学奖来看，除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少数几个作家的少数几部作品，至今还能获得一致认可与青睐，其他大多数获奖作家作品几乎再也鲜有提及。而对于未获奖的作家作品，更要保持平常心态。须知，无论多么公正的评奖，都无法做到绝对的公正。哪怕是诺贝尔文学奖，也还有易卜生、斯特林堡、乔伊斯等许多大师级作家被遗漏。所以，对茅盾文学奖，实在不必过于在乎。对中国作家而言，既不会因为获得茅盾文学奖，就进入了世界作家行列，也不会因为没有茅盾文学奖的关照，而不被读者认可甚至一无是处。喜欢文学的人们，自有喜欢和不喜欢看的作品，与其是否获奖并无多大关系。托尔斯泰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但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几人能与之比肩？余华、苏童、格非、李锐、史铁生、张承志、王小波等作家没有获过茅盾文学奖，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样不容忽视。

    批评家谢有顺曾说：“今天，有太多的喧嚣、太多的炒作，太多消费文化的影响，在左右着整个的文学传播。”受此影响，我们的作家有着浓郁的功利主义倾向，过于在意各类文学奖项，从根本上失却了一个作家应有的操守与追求。由此，我想起了托尔斯泰和鲁迅这两位伟大作家，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坦然与淡定。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之后，瑞典42名作家曾联名写公开信，向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得奖的托尔斯泰道歉。托尔斯泰却回信说，他幸而未得奖金，不然金钱“只会带来邪恶”。我想，托尔斯泰的这句话绝非自嘲，而是代表一种境界。1927年，鲁迅也曾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他为此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而如今，我们的作家们，面对各类文学奖可有这样超然物外的平常心？

    真正优秀的作家，更为看重的永远是自己笔下的作品。这样的作家，恪守的是“但行创作，莫问收获”，信奉的是从文学出发，回到文学本身。在他们眼中，任何奖项都只是写作的副产品。以《我是我的神》进入本届茅盾文学奖候选作品前十名的作家邓一光，就非常淡定地认为，“作家不可能是为了获奖去写作，作家平时所思考的，还是作品本身，如何把一部作品写好，体现自己的追求，这才是最重要的。”以《遍地月光》进入本届茅盾文学奖候选作品前十名的另一位作家刘庆邦，则认为作家应该诚实劳动，在写作态度上更加严谨和踏实，不能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在精神人格方面，要提高对自己个人修为的要求，写出弘扬真善美的作品来；在心态方面，不能一味迎合市场，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而应该担当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邓一光和刘庆邦的这种平常心态，无疑值得敬仰。即使他们最终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也仍然值得读者关注。

    萨特在《文学是什么？》一书里曾说：“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对萨特的这番话，我是如此理解的：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必须靠作品建立起与读者沟通的桥梁，读者心目中的好作家，永远离不开好作品的支撑。与此同时，作家还“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必须回应某个要求”，关怀现实，叩问存在，滋养灵魂，陶冶精神。这，才是作家应担负的责任，才是作家应在意的东西。评价一个作家的成就与地位，显然也与此相关。金庸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也没有获过茅盾文学奖，但他的读者遍布世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金庸在华语文学领域的影响力，当今有几人能及？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谈到金庸时说：“金庸以他一个人的功力，就让武侠小说进入了千家万户普通的生活。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家，你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你的人物、你的语言进入日常生活，进入日常语言。”深以为然。

    因此，对一个作家而言，唯有以作品说话，无论获奖与否，都要以平常心态对待。希望获奖是正常的，但永远不要只是为了获奖而写作。因为文学不是竞技场上的争夺赛，需要靠获奖来证明自己。文学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信仰，真正的文学永远只属于信仰，文学写作永远都比文学评奖重要。诚如作家余华所说：“一个作家惟一能控制的是写好作品，是否受读者爱戴或者获奖，作家不用操心。”总之一句话：获奖情结可以有，平常之心不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