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大师的称谓在中国的精神领域里遍地开花。乍一听到这些大师的名字，我们不免感到惊愕。因为不久前，大家还在热议，偌大的一个民族在百年之内怎么没能产生大师？具有反思精神的学人还沉痛地探求产生不了大师的原因。怎么突然一下子认识就掉了个儿：百年来中国不但有大师，而且多得不可胜数？人物还是那些人物，著作还是那些著作。是我们过去短视没能发现他们，还是我们把大师看得太高了，所以没能指认出他们来？

    大师的称谓是世界公认的。它不会因你是强国国民而给你戴上这顶桂冠，也不会因为你是弱国国民就攥着这顶桂冠不放。大师的荣誉与国家、民族、群体并非没有一点关系。然而一个理性的民族绝不会把大师当做自己荣誉的装饰，更不会去制作这种装饰。大师不能自封，只有民族主义情结深重的国度才会把大师当做镀金，并对大师的阙如产生病态的焦虑。卖火柴的小女孩靠想象的圣餐永远解决不了腹内的空虚，近年来的大师梦有点像皇帝的新衣了。

    真正的大师应是非凡的创造者。和那些因循守旧或热衷于赶风潮的人不同，大师是专一在自己的领域里垦殖新路的探险家、敢于树立自我之旗帜的勇士。所谓自我之旗帜，是指这新的创造只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也无法模仿。无论在文学领域或艺术领域，当循规蹈矩的作家和艺术家津津有味地重复着先辈成功的经验，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只有少数天才人物才能嗅到陈腐的气息并感受到空前的压抑。他们被创新的欲望所燃烧，热切地追求着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大师是艺术世界的，更是精神世界的。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把对材料与知识的掌握当做权威。以为只要通晓百家、熟稔史书，乃至对细枝末节都倒背如流，便是大学问家。这种认知大师的方式是典型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真正的大家不是对材料的积累，也不是对别人的诠释，而是对真理的寻找、对学术的建构。积累的材料再多，学科知识再多，也只能作为学问来看待。学问只要刻苦钻研，谁都可以掌握，这绝不是大师的标志。

    大师的出现需要民主自由的空间。西方启蒙主义大师不会出现在宗教迫害惨烈的中世纪。胡适、鲁迅也绝不会出现在文字狱盛行的大清王朝。但大师又绝少有在完全自由的空间里诞生的。他们多在险恶专制的环境里锻造伟大的品格。他们是权力意志者的死敌，从不与之勾肩搭背、媚眼调情，总是毫不留情地鞭挞他们。而对于弱势群体，他们从不吝惜自己的同情，常常义无反顾地声援其抗争。大师禀有独立的人格，从不轻视自己，从不认可在自己之上还有更高贵的人。大师绝不会匍匐在权势的脚下甘当奴隶，也不会龟缩在隐蔽的角落里明哲保身、自我修行，更不会胁肩谄笑于权势者，乃至为他们的统治制造“合理论”。大师是社会的良心。

    大师的道路充满了坎坷和艰辛。俗见和偏见磨难着大师，但同时也造就了大师。比这还要艰险的是权力意志者的排斥和打压。作为社会的叛逆，大师的创作大都针对社会的不公，主旨非常明确，即解构权力。如此价值取向必然遭到权力意志者的疯狂攻击。人类史上的真正大师从来都不是专制政体的合作者，更不用说享受它的恩宠，被它当国宝。相反他们永远是苦难的承受者，永远是社会的边缘人。

（摘自辽宁省文联主办的《艺术广角》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