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蓝领的困境与解脱——电影《钢的琴》解读
http://www.cflac.org.cn     2011-08-10     作者:祝东力     来源:中国艺术报

    工人的困境并不限于他们这个特定阶层,实际上,属于全社会。

当代蓝领的困境与解脱

——电影《钢的琴》解读

    在“钢琴”中间,硬生生嵌进一个“的”字,“钢的琴”,这种诙谐、硬朗的很东北、很底层的命名,既拆解了“钢琴”,又用土办法出人意表地重新加以组合,它在自我嘲讽的同时,也调侃了“钢琴”所象征的特定阶层的高雅文化。影片名字,指向了一种黑色幽默的混杂的喜剧风格。

 电影《钢的琴》剧照

    接下来的故事,让人悲中有喜。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学琴的女儿,被逼无奈,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土造一架钢琴。他邀集其他下岗的工友们,淑娴、王抗美、大刘、胖头、季哥、快手、二姐夫,连当年留苏的“汪工”也被动员出山了。大伙回到已近乎废墟的原铸造分厂,回到温暖的记忆里,在破败的厂房,用废弃的机床,热火朝天,钢花四溅,各显神通,当然也历尽艰辛。这些下岗工人们,用捡来的废铜烂铁,竟真的打造出一架钢铁制造的“钢的琴”。最后,他们开动吊车,在静穆的气氛中,把这架沉重、冰冷、寒伧的“钢的琴”缓缓吊运到空旷的厂房中央。这时,荒诞、自嘲的喜剧风格走向终结,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一股悲凉之气上升、弥漫。

    其实,影片的悲剧感体现在多处,毕竟,以衰颓的城市、离散的家庭、贫困的生活为背景,这样的喜剧一定是混杂的风格。喜剧气氛被悲剧感所平衡,这使《钢的琴》完全区别于例如《非诚勿扰》等影片中葛优那种一味油滑、轻浮的喜剧路线。

    《钢的琴》被誉为“今年口碑第一强片”,绝非溢美之词,它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无疑都是近年来国产片中的杰作。可是,在星美影院的放映厅里,算上我,只有两个观众。这几年,正是中国电影产业突飞猛进的时代。全国总票房,从2003年的区区9.2亿元人民币逐年蹿升,到2010年已达到101.72亿。《钢的琴》的票房,与同期或前后上映的《建党伟业》《变形金刚3》等大片相比,要差上两位数。中国主流观影人群是大城市年轻人,以白领小资为主体。统计显示,39岁及以下的影院观众占全部观众的85.5%。这个白领小资群体,人数以千万计,集中在一线、二线城市。白领小资,面对数以亿计的蓝领工人的生存状况,没有关注的兴趣。他们的这种偏好,是没道理的。

    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即世界制造业中心,但制造业的主体是蓝领工人,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看,自80年代以来,就处于日益下降、倍受轻视的地位。卑微的地位、普遍的受挫感和人才的流失,降低了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和士气,作为一个重要瓶颈,阻碍着中国制造业从中低端向高端升级。

    但是,另一方面,城市白领也正日益困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世界经济的持续衰退,由于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的挤压,更由于社会结构的固化,导致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白领小资的上升空间已经迅速窄化。白领小资与蓝领工人之间,其实是比邻而居的两个社会阶层,蓝领的边缘化、贫困化不啻是白领身边的一个梦魇。但是,小资们追逐的是另一种梦。他们走进影院放映厅,通过分享“梦工厂”打造的时尚大片,释放职场压力,获得身份认同。两种梦,黑白分明。小资白领作为社会中间阶层,天性摇摆,他们在美梦没有彻底破灭之前,是不愿直面自己身边的困境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钢的琴》在白领小资面前遭遇票房失败,又是太正常不过了。

    《钢的琴》还有另一条线索,废弃的工厂遗留下两根高耸入云的烟囱,工人们集体联署呼吁保留,但终被拆除。这两根烟囱经历几十年岁月,伴随几代工人的劳动、成长和生活,是城市地标,是记忆参照,更是过去时代光荣与梦想的见证。影片末尾,在大群工人伫立遥望中,两根烟囱被定向爆破,瞬间,烟尘升起。

    这条情节线时断时续,作为“造钢琴”这个主线索的衬托背景,颇具意味。它说明,国家、资本、市场的逻辑和步伐,铁面无情,坚不可挡。它还说明,土造钢琴,这个单个“奇迹”,其实只是一次无奈的挣扎,正像最终不能留住陈桂林的女儿一样,它并不能改变造钢琴的那个“背景”,不能改变工人集体失败的命运。通过这个背景线索的叙述,《钢的琴》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时代的大势。

    主线与背景是相互关联的,社会各阶层也同样如此,处于彼此联动的关系中。例如,农村的凋敝导致大量廉价民工涌入城市,作为产业后备军,造成了城市工人严峻的就业环境。而产业工人的贫困化,也使白领小资的上升失去了社会基础。蓝领工人正是白领小资的“背景”。工人的困境并不限于他们这个特定阶层,实际上,属于全社会。

    但是,我们注意到,《钢的琴》像所有其他底层叙事作品,例如底层文学一样,其视野和维度是相当有限的。例如,它们所表现的底层,始终都处于自发状态,始终都缺少一个来自另外阶层的类似于领导者身份的人物,有机地参与到底层的困境中来,并尝试引导他们摆脱困境。在这方面,20世纪的实践和文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案例。当然,就目前而言,电影也好,文学也好,它们所面对的现实本来就是如此。但是,文学和电影,作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想象部门”,本身又具有超越现实的潜能和力量,理应走在现实的前面。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中国文艺有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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