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中国地》
http://www.cflac.org.cn     2011-08-10     作者:赵冬苓     来源:中国艺术报

我为什么写《中国地》

赵冬苓(电视剧《中国地》编剧)

    此剧的缘起,缘自网上一段不到2000字的文字,介绍在东北长达14年的沦陷期间,在今辽宁省的朝阳市有一个地方,14年始终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统治,也始终没能让日军长期占领。我们由此开始对朝阳的历史感兴趣,在网上查了一些朝阳的资料后,开始到朝阳采访。得知朝阳人历来就和别处不一样,有九反朝阳之说。也就是历朝历代,几乎都没能把这个地方的人治服帖。对此,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当时朝阳属于热河,日军1933年初才占领朝阳。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尽管日军没有大部队过来,可朝阳抗日烽火四起,居然起了十几支抗日武装。

 电视剧《中国地》剧照

    在朝阳得到的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使我如获至宝,创作一部以《中国地》为名的电视剧的想法由此产生。

    我是个主题先行论者。每当我要写一部作品的时候,我首先要问自己:你写的这部作品,主题是什么?想说什么?写《中国地》,我的主题当然是民族精神。这也就是我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何为民族精神?

    我们的故事始于1931年“九·一八”那一天。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距离并不仅仅是80周年。这个时候,距离清王朝覆灭,仅仅只有20年,在城市里,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有了现代国家的概念。但对于一般农民呢?国家对于他们是什么?是某个皇帝?还是换一个统治者?我经常这样想,所谓国家概念,正是外敌入侵,才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否则你如何解释抗日战争时伪军比日军都要多的现象?如果无外敌入侵,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里,大家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知道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只要官府的税赋还不太重,能活下去,管它是谁统治呢。我这样来说明那个时候中国一般民众,特别是偏远农村民众的国家概念,是不是可能更符合当时的现实?

    但是鬼子来了,他们抢我们的粮,杀我们的人,奸我们的姐妹,甚至剥夺我们的语言。正是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在血与火的拼杀中,我们最底层的老百姓,才被唤醒了国家的意识、民族的意识,才知道,这是我们的国,我们的家,我们的祖宗之地。外敌入侵,无论是生是死,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都要保护它。在我看来,再加上传统文化,这就是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而《中国地》,写的就是愚昧的农民如何觉醒,如何锤炼出国家概念、民族精神的过程。这就是《中国地》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也就是它不同于一般抗日剧的地方。

    当拍完这部剧后,许多演员都对我说:“赵老师,我这个角色很好。”我曾经很自豪地说:“我们这个剧里没有小角色,所有的人,哪怕只出现一集戏的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形象、独特的性格。”从创作之初,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很高的目标:我要把《中国地》当成彼时的中国来写。所以,在《中国地》里,才会出现三教九流:农民、官员、知识分子、妓女、土匪、汉奸、良知尚未泯灭的日本人……

    当然,我把对主题的全部理解,都寄托到了主人公赵老嘎身上。故事的开始部分,赵老嘎专横、自私、短视。他所谓的中国地,只是清风岭巴掌大块地,换句话说,清风岭就是他的国,出了清风岭,中国就是亡了他也不管。可在这38集14年的跨度里,他在血与火里慢慢成长,民族精神在慢慢发育,正如许多抗日战士一样,他在抗日的过程中知道了,清风岭,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国,就没有家。换句话说,正如我上面所说,他有了国家的概念。

    演员李幼斌此前已经塑造了好几个草莽英雄的形象,但我很自信地说,赵老嘎是和他此前塑造的所有的草莽英雄不一样的。这个赵老嘎,比他此前所有的形象都更愚昧、更无知,成长得都更艰难、走过的路也更长。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形象引起的争议才更大。大家看惯了英雄,很难接受一个英雄怎么会如此的野蛮、无知、粗鲁、愚昧、不讲理。可是我一直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颠覆这种概念,我一次次地试图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一个不完美的人,才是更符合真实的人性的、才是更具有美学价值的。此前在我创作的《北方有佳人》里,我遇到过观众的这种批评,观众接受不了女主人公寄萍怎么可以自我、自私,怎么没表现出中华民族全部的美德。对此,我的回答是:我誓死捍卫寄萍的个性。在我看来,赵老嘎身上的所有缺点,是符合那时候一个“山大王”的特点的。他的缺点,也是他的血性的一部分。另外,因为他的起点是如此之低,他的成长过程才会比一般英雄更为艰难。

    这个问题又和我在艺术上的追求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创作者,是以取悦观众为目的,还是以塑造更具个性的艺术形象为己任?我可以把赵老嘎塑造得完美无暇,让他成为成熟的民族精神、民族美德的代言人,然后猛煽情,让观众为他掬一捧同情的泪,取得超高的收视率。可是我总是对自己说:你这辈子不可能再干别的了,你要以这个为生,你就要让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价值,有意义。你不要去取悦观众,你要争取去击中他们,把你对历史、对现实、对民族精神和国民性的理解如实地呈现出来,争取引起他们的共鸣。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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