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七月，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从电视到电影，荧屏、银幕之上红色题材剧唱起了绝对的主角。养眼的明星、精致的画面、纠结的情感……诸如此类的青春偶像剧元素如果和革命历史题材剧“捆绑”在一起，是否会变成“四不像”？“红色”也可以“青春偶像”？主旋律如何成就经典？从当年热播的《恰同学少年》到如今火爆荧屏、银幕的《中国1921》《风华正茂》《建党伟业》等等，节节攀升的收视率与一路飘红的票房，似乎都在为心存疑虑的观众解疑答惑：革命历史被青春化言说，这个可以有。

    纵观当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其中以表现伟人青年时代生活的题材为最多，由此引发的爱情戏被放大和凸显也成为此类题材的一大特色。比如，电视剧《中国1921》中，杨开慧雨中向毛泽东大声表白：“我要嫁给你！”“我要为你生孩子！”，《新四军女兵》里女兵们的时尚造型，《建党伟业》中毛泽东与杨开慧雪中深情相拥的浪漫……明星大腕儿代替了特型演员，不温不火让位于激情洋溢、大胆个性。情节架构、叙事方式、人物形象、言谈举止、情感表达的方式等等，种种变化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文化逻辑？是叙事策略的胜利？还是市场化运作的观众为王？抑或是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给影视创作留下的烙印？

    历史走下神坛，英雄人物不再“高大全”，于是革命者不再是绝情绝欲的“斗争机器”，青春年少、儿女情长实乃人之常情，即便伟人也概莫能外。这种创作视角的变化，首先反映的是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的还原和尊重。从新文化运动启迪民智到五四运动传播马列新思想，激情飞扬的年代，造就了大量敢于冲破旧思想牢笼创造新天地的新青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毛泽东28岁，而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最小的刘仁静仅有19岁。恰同学少年，他们当有激情、有爱情，当有对未来的憧憬，也当有理想与现实碰撞之后带来的种种困惑：中国的未来将去向何方，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改良还是革命？学欧美还是学日本？该依靠谁？又该打倒谁？这一切都在探索之中。试问，如此时代、这般年华的革命者，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当下的青年观众？

    革命历史青春化言说，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叙述方式与策略的改变——革命历史叙事由大历史叙述变成个人化的体验，由宏观代言到微观自述，历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家国民族想象。实际上，背后反映的却是文化的碰撞和变迁，而变迁背后更加注重的，却是个体的人的命运。如今随着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松动，文化也越来越呈现出它的多样化、个性化。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如今，越来越多的革命历史青春偶像剧创作者已经意识到，历史并不仅仅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且也有民间化、私人化内容。于是在他们的影视创作中，开始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拆解成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使叙述成为一种个性深处的历史散片。而这正是当前众多革命历史青春偶像剧频现的理论依据与特色所在。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唐诗境阔，宋词幽婉，元曲曲尽人情，正所谓格以代降、体以代变。时代变了，社会语境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话语方式与话语系统。正如样板戏慢慢退出人们视野一样，如今对于那段如火如荼的革命历史，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脑海中到底保留着怎样的集体记忆，也成为影响革命历史青春化演绎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由特型演员饰演的伟人承载了老一辈观众对这些革命伟人大量的具体记忆，包括外形、口音、生活习惯等等。但时过境迁之后，这种记忆正在日渐萎缩、淡化，观众的欣赏口味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观众对电影的需求更多转向了作品本身和演员本身，年轻观众更加青睐明星版的伟人，《中国1921》更被年轻观众称之为伟人版《奋斗》。历史名人不再是远离我们的空洞的符号，在血性背后，融入更多细节写实与血肉情感，使得伟人更为真实。细节是历史的表情，观众就是通过这一个个细节感受历史风云巨变以及人物命运的喜怒哀乐。而要是没有细节的表现，历史就会变得模糊，它的生动性也就会丧失。

    革命历史青春化、偶像化言说，纵然还存在着翻拍成风、恶搞成趣、娱乐化演绎、山寨化制作等各种各样的遗憾，但必须正视的现实是，我们面对着一个“80后”、“90后”大量青年受众群体，他们的审美趣味在哪里，如何引导他们以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体认这段血与火的历史，是每个影视创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李大钊曾言，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全人类。在笔者看来，革命历史青春偶像剧也是如此，即以青春化、偶像化之叙事策略，锻造新一代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