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介语境下的大电影观念研讨会”在京召开，专家共议——

在融合中迎接“大电影时代”

    随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崛起和动漫、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电影、电视等媒介已经无法描述人们的影像经验，中国电影逐渐走入了泛媒介时代，在此语境下，电影、电视剧、电视电影、动漫游戏、网络视频、新媒体剧、手机剧、移动电视等通过任何媒介进行传播的影像都应被纳入影视文化的研究范围。基于这种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在其主编的《大电影时代》一书中提出了“大电影”的概念。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大电影时代”中，影视艺术应当如何应对日新月异的“全媒介语境”？影视作品与手机剧、网络剧等新媒体艺术应该怎样发展与融合？“大电影时代”的影视评论标准又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针对如上问题，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主办的“全媒介语境下的大电影观念研讨会暨‘热播影视剧跟踪研究’成果发布会”于6月13日在京举行，来自国内影视界的4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为步入“大电影时代”的中国影视作品把脉。

    “大电影”观念的提出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理念上的转换，它提醒人们要审慎地抓住当下电影格局结构性转型这一核心课题，并以“大电影”为视角重新面对这些“巨变”。对于“大电影”这一全新概念，专家们各抒己见。

    央视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电影理论家陆红实认为在当前情势下，“大电影”概念的提出十分必要。“在当下，电影生产实际上是一种内容生产，它要为各种终端，包括大银幕、电视、网络等提供视听内容，这是电影在这个‘全媒介’时代要完成的使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则认为，与“全媒介”的称谓相比，“大电影”的概念更适合我国当下的影视创作、研究现状。“‘大电影’实际上是将电影、电视剧、动漫、网络短片等视听形式整合而成的一种‘大视觉’概念。我们应当打破不同视听门类的研究路径，以一种整体性的观念来研究当下的影视作品。”张颐武指出。

    有赞同的观点，自然也有商榷的声音。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认为，应当慎重圈定“大电影”涵括的范围。“如果盲目涵盖一切视听形式，‘大电影’就可能会成为泛电影、非电影。”饶曙光举例说明，“有些手机拍摄的视频只能被称作手机影像，而不能将之定义为手机电影，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影像生产而已，简单地把它类比成电影，只能算是一种‘想象’”。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馆长周靖波教授也提出，要警惕在不同文化现象过度融合的情况下，各种审美形式疆域出现的弥合或消失。“比如说一些经典电影的导演同小品演员合作，拍摄出的作品就很难被定义——它究竟是悲剧、喜剧，还是闹剧？”周靖波提出了疑问。

    无论如何，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拍电影、随时随地都可以观看影像的时代，及时、系统、深度地分析不同媒介形式的交叉与融合还是极其必要的。那么，“大电影”时代的影视作品是否能背离影视创作的基本规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钟大丰教授认为，在以交互媒介为特色的“大电影时代”，影视作品的一些基本创作方法依旧不能被打破。他举例说，“在交互媒介的影视剧中，创作者仍然要尊重戏剧性动力，要遵循着戏剧性动力去选择交互点，并设想观众可能选择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建构好作品，也更易于让观众理解自己的创作意图。”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杨远婴教授十分赞同钟大丰的观点，她认为不论各种媒介如何融合，对于一部电影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讲故事，故事永远是第一。她以媒介融合度极高的好莱坞电影为例，“不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框架怎么更改、技术如何革新，它永远都会拥有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而贯穿其中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美国式的自由和平等。”

    饶曙光还谈到了在“大电影时代”，我国电影行业应当如何应对泛滥的植入式广告。他指出，我国电影产业上游与下游风险严重不均衡，电影投资的风险完全集中于制片方，制片方为了保证经济利益，只能更多地采取植入式广告的方式来降低风险。“如果不从产业结构上进行调整，就很难有效抑制植入式广告的泛滥。”饶曙光尖锐地指出。

    在创作之外，影视评论也将面对“大电影时代”的挑战。如何构建科学健康的影视评论标准，从而推动影视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认为，“全媒介时代提供了大量的电影生产与消费方式和大量不同媒介的影像艺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进行影视批评时，一定要学会看‘大电影’，更要尽可能看懂‘大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