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电影史学家陆弘石对著名导演、剧作家、时年85岁高龄的著名电视导演张骏祥进行了一次口述历史采访，但总共只持续了7分钟。采访结束后，张骏祥说了句：“你们做得太晚了……”这句话，成为了所有电影口述历史工作者的警钟，让他们不敢再有丝毫怠慢。

    从2008年年初开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汇集众多电影史学研究者，展开了一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涉及人数超过200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访工作。日前，《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1-4卷新书发布会暨“中国电影口述史学研究”研讨会在京举行，马德波、孟犁野、戴光晰、陈墨、吴迪、杨远婴、钟大丰、陆弘石等著名电影学者会聚一堂，共谈我国电影口述史学的当下与未来。

    以影人口述的方式回溯影史，在中国电影界其实早已有之。上世纪30年代，年轻的柯灵先生就曾对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郑正秋进行过一些口述记录，那些难成系统、甚至不够完整的口述历史为日后的中国电影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主编、著名电影史学家陈墨认为，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的展开，不仅能够有效地补充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空白，更会引起历史观念和历史写作方法的革命。“中国过去的历史写作方式，通常是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因为我们的历史和社会从不是由个体来联接的。事实上，我们有太多的树木，不管是大树、小树，还是藤蔓、灌木、小草，它们都是各自的主人公，将这些主人公联接起来，才能形成一个鲜活的历史。”陈墨说，“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完成后，未来的史学家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就必须要思考如何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口述历史和过去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传统历史更好地结合起来，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变革。”

    口述史学与传统史学重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必须经历一段相互交流的过程。可以说，“打捞”连受访者自己都想不起来的历史记忆，是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最高境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电影史学家钟大丰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人口述史，应当是采访者和受访者共同创造一种对电影史的回顾和认识。“口述历史不是一个单纯的讲述者的历史，其实采访者和讲述者是在共同建构一个历史描述。”钟大丰说，“采访者采访什么问题，从什么角度进行采访，挖掘到什么东西，关注了什么，采访者个人的关注点和兴趣又在哪里，都影响着受访者的回忆和讲述。”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霞赞同钟大丰的观点，她认为电影人口述历史实际上是一场当下的史学者与历史的对话，其价值在于受访者和采访者所代表不同场域的相互碰撞。“电影人口述史对于中国电影史研究而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填补或改写过去电影史的某些部分，更在于它能够造就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电影生态史’。”王霞指出，“采访人从现在出发，拿出他对历史的想法和姿态，跟过去的亲历者进行交流，这其中蕴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对历史和现实的映照，并展示着整个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

    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上世纪才兴起的一种全新的史学研究方式，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诸多的质疑。质疑声最集中的一点就在于，如何保证口述者的讲述反映的是真实历史而非主观臆造。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镇认为，这种质疑首先是对口述历史的误解，仅仅把口述历史当做书面历史的补充。她认为，口述历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也拥有自己的体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这可以被视为口述历史的一个本体属性。“不可否认，历史真相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无法回到历史当中去，每个受访者都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信息进行重组、修饰、过滤或者遗忘。”李镇指出，“个人化的讲述，难免带有主观色彩，而且甚至可以说应该带有主观色彩。如果说一段口述的历史资料有可能误导我们对于某个真相的认识，那么同时它也有可能帮助我们接近历史真相。历史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观察历史的视角也应该是多维的。每个人主观化的视角就像镜片一样，放在一起才能反映出历史的全貌。真相不单纯是客观的存在，也包括主观的认知。”

    正如陈墨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序言中写道：“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征集并保留老一辈电影人的电影故事、生命信息及历史记忆，并永远珍藏。我们希望，能够将前辈的历史作为珍贵的礼物，留赠未来时代的有心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