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4月25日就传统文论和文化的现代转换话题采访了学者王岳川，获得积极反响，传统文论要不要、能不能进行现代转换，传统文论价值在今天如何有效对接当代文化语境？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对在全球化格局中谋求中国文化话语的有利位置十分必要。　

    陈跃红

    北大中文系副主任，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理论方向博士生导师，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北大跨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龚鹏程

    北大中文系教授，古代文论方向博士生导师，台湾南华大学创校校长，亚洲汉学学会名誉理事长。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

    何瑞涓

    本报实习生

传统文论要不要转换？

    陈跃红：“现在要做的不是把传统文论进行转换，而是把传统文论作为资源，把包括西方文论在内的外来文论作为一个参照系，二者结合起来构建未来的文论。”

    龚鹏程：“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或者文论的转化已经做得太多了，大多做不好，不古不今，不如回到传统，古今沟通。”

    张颐武：“传统文论不再适合现代化的进程，因而转换是必然的。人们在努力尝试发现传统文化精神，将其融入到实践中去。这种重新发现并不意味着再度回到传统，而是一种新的创造。”

    何瑞涓：“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已经兴起了很长时间，随着理论探索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其内涵也不断发展，比如就“转换”一词就引起了很多争议。

    陈跃红：“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的提出，其背景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论由于出现了由近代到现代的断裂，随着白话文运动以及现代汉语的兴起，中国古代文论就被堵在了现代门槛之外，成为一个僵化的、固有的传统。其次，由于西方文论的大举入侵，主要文论理论话语变成了以西方话语为主的话语，于是人们就提出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人们发现西方文论对中国影响巨大，造成了中国文论主体性的丧失，于是现在提出要重建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论话语。要重建传统文论的理论话语的话，只借鉴西方是不够的，就要利用自己的文论传统。但是，自己的传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表述内容和形式与现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有人提出传统文论要进行现代转换。转换的目的是扬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内容上扬弃，形式上让它具有现代话语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论界、比较诗学界都在尝试做这个工作。

    人们现在之所以要质疑这个命题，第一是因为发现传统文论话语形式、表述方式和言说语境都有它固有的空间和时间存在，怎么可能把它转换成一个现代的形式呢？第二，对于解读中国的文论、中国的文学现象来说，西方文论即使再先进，它也只是一个参照系，而不可能是标准。那么在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现代性建构的价值目标上，“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表述就有了问题。

    所以，现在要做的不是把传统文论进行转换，而是在面向构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国文论的目标上，把传统文论作为资源，把包括西方文论在内的外来文论作为一个参照系，二者结合起来构建未来的文论。它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文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文论的问题不是要实现转换，也没必要去转换，而是发现传统文论当中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和具有生长性的因子，让这些东西在和西方文论的对话当中，与域外文论包括东方如日本、印度、阿拉伯等等国家的文论的对话当中，一起构建未来的具有本土主体性和未来发展性的一个现代文论。这个现代文论既不可能是西方模式的历史延伸，也不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而是把这些统统当成理论的资源和参照系。它要面对的是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包括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创作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未来的新的文论。

    龚鹏程：之所以会提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是因为传统文论中的观念在当代社会中不适用，需要以新的方式表述出来。但实际上，转换既没必要也不可能：第一，勉强化用、译成西方，是不能真正表达传统文论要表达的意思的。比如“道”还是要译成dao，为什么不译成西方词汇比如说“上帝”呢？这是行不通的。很多观念都没必要转换。第二，现代西方观念根本不好，与其转换成西方观念不如保留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或者文论的转化已经做得太多了，大多做不好，不古不今，不如回到传统。现在努力的方向也不是向西方转换了，而是回到传统，古今沟通。我们现代人在讲问题时强调要现代化转换，也只是习惯这么说而已，这是一个可以重新探讨的问题。

    张颐武：传统文论的转换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但是学界也一直在努力。通过转换传统文论，其中很多概念、用法等对当代文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转换”主要是在西方话语范式内部的一些变化，在新的文化下有了新的意义，与传统已经不同了。

    转换的提出主要有两个前提：其一，19世纪后期，西方的一些抽象概念主要是通过日本的翻译间接引进的，有的在传统中有固定的对应的词汇，有的在翻译中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传统文论也是在这种框架下进行的。其二，我们引入马列文论、现实主义文论、典型理论等观念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既定的框架，“转换”主要是融入到里边去。这种现象几十年来一直存在，而不是突然发生的，所以也很难说转换成了新话语。概括来讲，一是抽象概念不同，二是话语系统不同，传统文论必须纳入到现有话语系统中来求发展。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全面的，是从物质到文化整个结构的变化。整个文化的生产机制已经革新了，传统文论不再适合现代化的进程，因而转换是必然的。西方抽象概念已经引进，改变是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逐渐达到深刻的改变，是客观的而不受我们主观的掌控。同时，人们在努力尝试发现传统文化精神，将其融入到实践中去。这种重新发现并不意味着再度回到传统，而是一种新的创造。

    何瑞涓：无论是以中西为资源构建新理论，还是回到传统，古今沟通，乃至将传统文论纳入现代话语，其中都蕴含着对传统文论的强烈期待。那么，传统文论中最有价值的、最值得在当下语境中弘扬的元素有哪些呢？

    龚鹏程：传统的语言、观念都值得我们当下学习。首先，现代语言受西方影响，有些啰里啰嗦，失去了传统语言的美。传统文论具有活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语言的美感吸引人。其次，读书尚友古人，古人很多观念与今天不同，古今恰好形成对照，增加我们反省的机会。是反省，而不是强古人以同我。过去的做法就很粗暴。如果古人与我一样，那还何必读书呢不是要别人跟我们一样，而是重在改造我们的现在。

    张颐武：传统文论作为一个学科整体都有很多价值，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文论的思路和观念，这些已经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活的文化资源，比如古代文论选、诗话等。对此，很多学者如郭绍虞、张少康等已经从不同角度做过当代阐释研究，提供了可供当代人读解的信息。二是作为文化精神的传统，中国人的境界、追求在文论中体现得很多。三是传统文论中一些有启发性的分析也是对文本理解的一种路径。比如《文心雕龙》对中国文化史的阐释，从上古一直到刘勰生活的时代，又比如传统文论中的印象批评，等等。概括来说，一是整理工作本身就有价值；二是双向阐释，用西方理论阐释时发现不够用，从而返身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三是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的路径值得弘扬。

传统文论该如何激活？

    陈跃红：“在审美层面上，在话语精致化上，在追求陌生化上，在改造人们的想象力上，在文学母题的恒久性和主题的演变性等方面，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思想是一直可以继承下来的。”

    龚鹏程：“要做到传统文论复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自己先别搞得一头雾水，中国乱讲一些，西方乱比附一气，做出来也是垃圾，没有任何意义。把旧学真正自己先讲清楚，跟人沟通的时候才能更多地吸收别人的东西。”

    张颐武：“古代文论里的一些范畴在当下经常被提及，但只是一种描述性的说法，是修辞上的运用，具体的转化工作很难做到，要让它们活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之中、作为批评工具存在，目前还做不到。古今对接成功的范例非常少，需要不断尝试。”

    何瑞涓：传统文论的价值有待发掘，但是传统文论是建立在古代文学实践基础之上的，那么在面对当代话语语境时，需要怎样才能做到真正地复兴？

    陈跃红：古代文论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诗歌和散文，少量的小说和戏曲评点不占主体，因此古代文论也还是诗话、词话占据主流。所以，到了今天，古代文论在面对今天小说、诗歌、戏剧这些现代文体，尤其是面对网络时代的文学艺术时，直接用古代的东西来批评，实际上是不适合的。但是，文学也有不变的东西，这些不变的东西也就是传统文论的价值所在了。

    在审美层面上，在话语精致化上，在追求陌生化上，在改造人们的想象力上，在文学母题的恒久性和主题的演变性等方面，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思想是一直可以继承下来的。比如说我们讨论言语与意义，在诗歌里是对的，在小说里也是对的，在戏剧里也是对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古代文论思想的精髓对我们今天的东西还是有用的。比如说中国山水画的技艺方式和山水画理论，比如谈到语言和意义方面的时候，西方人讲的是语言后边没退路，他们认为没有语言就没有表达。但中国人说语言只是一个象征物，所以中国人说“得意忘言”、“得鱼忘筌”，就是说言外之意。中国人对言外之意的表达对理解各种文学现象是大有帮助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兼容进来。

    张颐武：现代传统也是传统的一部分，不可能跳过去直接回到古代。在运用方面的尝试还是有很多的，如冯友兰先生，等等，都做过努力。但是总体上来说是西方的框架，学人的思维方式已经改变了。又比如说我对《文心雕龙》很感兴趣，觉得它很深奥，很有启发性，但是如何把它在当下激活则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人们所进行的具体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学术性的研究，诸如专门的整理、版本的校订等等。其二，如何将这些研究运用到今天的批评理论中去。这个难度比较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过一些尝试，当下将古代文论用于今天的文本解读的，比如说用于电影分析的几乎没有。古代文论里的一些范畴在当下也经常被提及，如意境深远、意味绵长、境界极高等等，但只是一种描述性的说法，是修辞上的运用，具体的转化工作很难做到，要让它们活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之中、作为批评工具存在，目前还做不到。古今对接成功的范例非常少，需要不断尝试。另外，传统文论研究方面除了基础性的拓展之外，还应扩大影响面，不仅是让古文论研究者掌握，也应该让其他领域研究者以及一般大众有所了解。

    龚鹏程：“转换”蕴含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意味着现代的就是新的，古代的观念需要改善，需要引入现代做一个新的表述。但恰切的方法恰恰既不是回到传统也不是追求现代，而是古今沟通，是一个对话的过程。比如说神韵、妙悟，我们要理解古人讲的是什么意思，古人为什么这么说，理解它才能懂它。沟通是交朋友，不是把你变成我，而是理解对方，不是你讲的话不行，你要用我的方式来讲，不是要求你改换成我的方式。

    现在流行的传统文论转换的方式，是拿西方文论来解析中国作品或者理论，这种做法很费劲，需要中西方全都弄通才可以，做的人功力不够做得很累，看的人也多是雾里看花更加不明白，也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西方的方式就一定会比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更好呢？利用西方理论阐释出来的东西比阅读古文本身更难，转换的成果已经很多了，但大家都不满意。理论上来说，传统文论是可以融入现代语境的，现在的成果看起来都有些别扭，也没人看。

    何瑞涓：从全球化语境看，传统文论复兴具有怎样的意义？西方学界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是否有所谓的“寄希望于东方”？我们又该如何来影响西方？

    陈跃红：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点就是对于帮助建构现在中国的文论可以提供大量的参照和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第二点，我们研究传统文论也要改变研究的视野，为什么？以前我们研究《楚辞》、研究诗话词话，我们只是局限在中国领域内研究，可是我们现在研究这些中国的古代文论在世界上旅行的的情况，比如《沧浪诗话》怎么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我们会关注《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以及中国的小说评点理论翻译到世界上之后，它有什么作用。事实上确实是发生了作用的。比如说《沧浪诗话》的英译、法译对一些西方理论的生成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把中国的古代理论放到全球视野下去重新进行观照，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的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历代文论研究中提供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世界文论建设也是可以参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既是自身发展生长的延续，对世界同样是有利的。进而言之，我们还会发现西方人现在也开始大量地借助中国的古代文论资源去建构他们的思想。比如他们用中国古代的绘画理论、音乐理论、语言学理论来帮助他们发展他们的理论，这无论是在后殖民的语境中，还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都给我们提供了启发。

    张颐武：近些年“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等激起了大家的关注，主要还是源于我们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浓厚。西方生态研究与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从中国观念里产生的。实际上，西方对中国文论的关注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的关注，进而对文化背景感兴趣，在此过程中接触到了中国精神和文化价值。东方思想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需要做出具体阐释；西方理论有它自己的发展脉络，东方思想会对其产生影响，但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

    龚鹏程：我没有听到过“寄希望于东方”的说法，那是中国人自己的臆想。西方人不懂中国文化，只是有一个宽泛的讲法认为“要对东方有所了解”。西方对东方以前多持敌意或者神秘感，是一种好奇，不能当真的。要让西方了解，第一步首先需要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对传统文论）都不清楚还怎样让别人清楚呢？我们自己讲清楚了，西方觉得感兴趣，就会来向我们请教，然后也就懂了。很多人都是具体工作不做，想一大堆不着边的事儿。如果自己都做不好，还何谈来推动什么国际化？

    要做到传统文论复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自己先别搞得一头雾水，中国乱讲一些，西方乱比附一气，做出来也是垃圾，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把旧学真正自己先讲清楚，跟人沟通的时候才能更多地吸收别人的东西。自己一团糟的话，何谈影响别人呢？我们说要含蕴新知，自己的土地要先肥沃。很多人都舍近求远，不注重做实事，以为鸿鹄将至。

    何瑞涓：有学者曾提出“失语症”的概念，既然目前中国传统文论尚处于自我整理的阶段，对西方影响不是特别大，在世界文论里依然没有多少话语权，这是否也是一种“失语症”呢？

    陈跃红：“失语症”实际上所表述的是一个现象，它常常被人看成是一个全面的现象，但是“失语症”只是一个症状。所谓“失语”，表达的是西方文论话语在中国当代文论言说当中的笼罩性影响局面。这种影响造成了人们的错觉，以为中国人在言说自己的文学现象时只能借鉴西方的方法，而没有自己的话语。但实际上问题不全是这样的。

    怎么叫不全是这样呢？首先，无论是西方文论话语的借鉴，还是古代文论在我们灵魂、血液当中的出现，它们已经构成了一种用现代汉语来言说的理论方式。所以当我们说到“现实主义”的时候，跟我们说Realism不一样，我们说到浪漫主义的时候，也不是英文Romanticism所说的那个浪漫主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文论，是现代汉语化了的、被中国文化改造了的一种西方文论。另一方面，传统文论也不是一个僵死了的东西。表面上说，我们不会再用宗经、征圣、原道这种话语方式来言说我们的现代文论，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文论言说中也会用到关于意境、关于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关于情和理的关系，等等。所以，文论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是自从古代流传到今天并不断往前走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论并没有真正的失语，而只是说我们所言说的东西在形式、结构、话语方面上，西方文论占据了比较多的优势，这个局面亟待改变，但并不是说这当中没有中国文论的影响。表面上看来这是失语，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的失语。

    一旦被规定为“失语症”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偏颇。偏颇容易造成一种好像聋了就聋了、哑了就哑了这样的错觉，其实它只是一种症候。如果说是一种症候，由西方文论笼罩，这是对的；但失语症不等于失语，作为一个症候的存在，它具有一个时间的短暂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失语，也可以说是没有失语。我们面对未来要构建一个新的文论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今天我们动辄浪漫主义，动辄现实主义，动辄结构主义，这确实是事实，但并不代表中国文论没有在其中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