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电影的当下与未来

    “票房百亿之后，中国电影该如何更进一步？”这是时下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百亿票房能激发信心，更能转化为鞭策。中国电影正在迎来黄金发展时期，这一全新的发展阶段恰好与国家的“十二五”规划相呼应。如何尽早完成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转变，让电影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主力军，是中国电影新阶段的历史任务，它的实现需要拓展全新的思维。

    3月10日，近30位国内专家学者汇集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名为“中国电影：新起点·新思维”的研讨会上为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出谋献策。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凸显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前瞻视野和创新思维，力图把学术智慧延伸到实践领域，转变为实际生产力，许多观点极具启发性。专家们的发言，有对电影行业产业化改革的总结和反思，有对当前电影创作力量薄弱的忧虑，有对类型化潮流的梳理和批评，有对中国电影在国家文化建设工程中自身定位的思考。然而，无论议题是什么，每段论述都始终紧密结合着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状态，透过对现实的剖析，得出科学的结论。

    传统文化与现实观照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根基和绵长的生命力，是一个值得不断开掘的宝藏。而中国电影应当在植根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各国的先进文化，是所有专家的共同观点。“中国电影要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就必须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民族精神，让电影艺术能够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产生积极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认为，在当下很多国产电影中，美好的传统文化特性处于缺失状态。“其实观众看一部电影，关注的并不是宏观的‘正义’能否得以实现，他们真正想看到的是人性的力量。”贾磊磊说，“主人公将邪恶的敌人击毙，并不会让观众产生多大的震动，他们希望知道的是，主人公是如何在精神和灵魂上战胜敌人的。”

    “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基本立足点，而目前中国却产生了不少缺乏现实观照的“空洞”的电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认为，中国很多卖座影片都将视点对准近代或古代，缺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反省，更缺少对普世价值和人类共性的探求。相反的，很多看似“空泛”的好莱坞电影，比如《阿凡达》，却能够通过对“虚拟现实”的表现，反思人类自身的问题。

    叙事手法和商业策略

    观众在欣赏一部电影时，第一着眼点常常在于影片的故事。故事讲得是否高明，往往决定着一部电影的成败。中国电影应该怎样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又该如何向国外优秀电影取经？《现代传播》杂志主编、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认为，中国电影不应丢弃伦理化叙事的传统。“承自《一江春水向东流》《天云山传奇》的伦理化叙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从戏剧结构、情感张力还是价值诉求的角度上看，都与当下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十分契合。”胡智锋说，“我们在不断‘向外看’的同时，更需要在传统文化中挖掘具有当代魅力的表达方式，因为它们依然可以在当下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与主张回归传统叙事美学的胡智锋不同，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索亚斌认为，中国电影应该大胆“走出去”。“美国电影的叙事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往往会提供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以及一条清晰的情节线索，但故事的大框架却相对较为模糊，有进行丰富阐释的空间。”索亚斌说，“以一个明确的观念引领一套比较复杂的‘游戏规则’，会让很多影迷产生热切的观影期待。”

    去年中国电影收获的百亿票房创造了商业奇迹，却也引发了诸多忧思。曾提出“商业美学”概念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教授却认为现在的中国电影有些过度商业化。“很多中国电影成为各种商业元素的拼凑体，这种拼盘状态会影响中国电影的品质，导致我们的电影不够纯粹，缺乏灵魂和气质。”尹鸿承认，现在中国最稀缺的就是商业元素和艺术气质完美融合的电影佳作。

    过度的商业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电影的“简单化”趋向。“以《英雄》等大片为开端，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简单化’的时代，很多影片的情节相对简单，人物较为扁平，文学性也趋于弱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指出。对此尹鸿表示赞同，他认为很多“复杂化”的国外电影，比如《盗梦空间》，都是在挑战观众想象力的极限。“健康的电影市场一定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在‘简单化’的电影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充满挑战意味、看完一遍后可能还不完全理解的‘复杂’的电影，因为有观众对这样的影片有着审美需求。”陈旭光总结说。

    理论创新与人才培育

    电影行业产业化改革8年以来，中国电影创作领域的变化日新月异。《电影艺术》杂志主编吴冠平认为，电影理论应该跟上创作前行的步伐。针对很多脱离实际、毫无指导意义的理论研究，吴冠平指出：“理论研究应该重新回归创作，因为理论家只有在真正了解并懂得欣赏一部电影之后，才能与创作者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共鸣或者互动，并通过这一双向对话的过程，推动中国电影整体创作质量的提升。”

    而在后备电影人才的培养方面，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赵宁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补贴某一两部电影相比，政府部门更应该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年轻电影人的培养中去。”赵宁宇说，“几万元的奖金数额虽然不大，但对年轻创作者而言，却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这种激励会让更多的优秀创作者投入到电影创作中来。而新人辈出、人才涌现，正是中国电影进一步发展的基石。”(李博)

电影《唐山大地震》首映礼现场

期待影视与资本的无缝对接

    在票房市场快速腾飞和金融资本加速进入的2010年，影视投资基金的兴起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而电影投资基金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产物。在过去10年，中国电影的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印度和美国，一个不到10亿元的盘子，10年间翻了10倍。华谊兄弟总裁王中军曾认为，10年来他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华谊如何与金融资本无缝对接”。3月10日，在“影视投资基金与影视产业发展论坛”上，影视投资亦成为最热的话题。面对当今高风险、高回报的影视业，集合社会性资本通过专业化的团队运作的新模式已风生水起、悄然成型。面对中国电影超过35%的平均增长率，一批既熟悉影视产业的运作规律又有着娴熟资本技能的专业人士携带大量社会资金而来，将有可能改变中国影视产业的格局和发展规律。

    除了中影、上影和华谊兄弟等较早从事电影制作的投资方，目前中国最活跃的电影投资基金，基本上都是在电影产业下游本身具有一定影响力，然后往上游回溯的，包括保利博纳、光线影业、小马奔腾影业等民营投资主体，上广电、江苏广电等广电投资主体，还包括广告行业和网络游戏等投资主体，他们的融资均可谓有专业背景或者说业内资源，是中国影视创作的主流。但也有一些“热情高涨”的“瞎钱”盲目涌入，催热了电影投资上游却又冰冷冷地消失了。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军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中国的影视基金来说，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专业对接没有做好。影视基金是做什么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代替了投资担保的地位。因为基金不是你的钱，可能是银行的、可能是金融机构的，你拿这个钱做影视投资，是不是真的有把握能在市场运作当中收回成本、取得利润？”作为一位资深院线老总，高军认为自己的强项在于对作品的判断力以及对影片档期的精密考量。

    “以正在院线上映的文艺片《观音山》为例，作为一部相对低成本的纯文艺片，又是在春节档后的最淡季上映，首周末票房达到3600万（一般来说首周末的票房会是总票房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最终票房应当说是相当乐观的。”高军说，“通常对一部影片的判断，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获奖，或者在电影圈里形成什么反响，而是它是否能最终抵达受众，也就是观众会不会买它的票，有多少观众愿意在文化消费宣传的时候自愿地做它的观众，愿意口口相传，推介与评价。”《让子弹飞》票房超过7亿元人民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产影片票房冠军，其实在更大程度上就是“口碑效应”的极致表现，但是获得这样结果的前提却在于影片自身的价值。

    在姜文的前一部《太阳照常升起》票房惨败之后，华盈星影视投资基金发起合伙人、著名传媒人李尔葳曾与他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姜文表示下一步作品一定会做让观众爱看并能够带来惊喜的“类型片”，《让子弹飞》的出现将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李尔葳说，“姜文这部作品的成功其实就在于艺术与商业的成功结合，首先是创作者的才华和想象力赋予了影片独特的气质，从而激发了影片上映后的‘长尾效应’或者是‘口碑效应’，现在急缺的恰恰是这样的电影作者，不是跟风、不是模仿，而是拥有生猛原创力的电影创作者，他给予观众的惊喜也在这里。当然这次影片的融资和发行团队也相当专业，最终促成了这样一个好结果。”

    今年春节档还有一匹“黑马”值得一提，电影版《武林外传》突破两亿票房，并在年轻观众中获得了良好口碑。该片出品人、联盟影业董事长郝亚宁有一番心得。在谈到基金对影视产业发展的价值和重要性时他强调，中国影视企业一直都面临很多融资的困境，影视企业融资与银行常规信贷存贷不匹配，影视品牌价值难以评估，资金流动性比较差，即使是拥有自主版权的公司，拿着版权做抵押物贷款的时候也很难说服银行，银行即便放款也会要求实物资产抵押。

    “影视基金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产业，但是在好莱坞、日韩已经运作了10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学习和运用国际电影投资的管理经验，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新的尝试，有利于推动产业发展。除此之外，还需要有创新。基金投资者需要的是理性、规范，更需要有艺术家的艺术理想和情怀。”李尔葳最后说。(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