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册页　黄宾虹

    当下，一些美术理论家遭遇“拍砖”——被说是“隔靴搔痒，理论空洞乏力，与实际距离甚远，甚至‘因为画不好才去搞理论’。”

    理论界对绘画创作实践的疏远，是非议由来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闭门造言”、一味“形而上”的评说，实在难以使人信服。

    而有这么一群“重文亦重画”的美术研究学者，将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相互参证，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日前，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潘天寿、王朝闻、蒋兆和、王雪涛以及龙瑞、梁江、吴为山等４０多位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过的和现在职研究人员的１５０余件绘画、雕塑、书法及摄影作品，以“任重道远——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首届艺术大展”为名，在北京炎黄艺术馆集中呈现。

    该展记载着以理论研究为主导的“艺术家型学者”或“学者型艺术家”的求索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美术研究所在美术理论研究之外的创作实践，展览作品的艺术追求、艺术风格与创作者的研究方向、学术主张相一致，表明美术研究所正在自觉地找回中国文化中“知行合一”的传统，其中不乏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卓有建树的巨擘。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庆善更是将该展称为“中国美术与学术的巡礼”。

    是学者，亦是艺术家

    无论理论家或是艺术家，当精深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自然地向另一面转化，进而出现“亦是学者，亦是艺术家”的局面。如西方的康定斯基和博伊于斯，中国的苏轼、董其昌、石涛、黄宾虹等。他们的艺术观念、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对于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引领风潮的作用。以贯通古今且集大成的黄宾虹为例，他前６０年潜心研究中国美术历史和理论，编撰了大量书籍，认真揣摩学习中国传统艺术，在其人生的后３０年，则厚积薄发，专心绘画创作，将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而终成一代宗师。又如王朝闻，他一生创作丰厚，又能以神塑形，以理入情，文史精研，巨著皇皇。诚如吴为山所言，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之互动与交相辉映成为学术之双重支点。

    新一代的艺术学者也不甘示弱，涉足艺术创作的艺术批评家也多了起来，如朱青生、邓平祥、李路明、彭德、王明贤、谭天、张晓军等。在近现代以前艺术家和美术理论家的职业分工不太明显，有的画家也是理论家、批评家。进入现代以后，独立的批评家产生了，但学者型的画家和画家型的学者也在发挥着作用。

冬日　郎绍君

    不要空头理论，亦不要哗众取宠

    批评家亲力亲为从事艺术实践，大体出于以下原因：很多批评家原本就是学画出身，对艺术创作具有强烈的欲望，也有艺术创作的经验。而参与实践的探索，也是理论创新的一种，可以让理论焕发活力。如在艺术理论的研究探索中，若感到理论的不确定和过分“形而上”时，就需要艺术实践的佐证。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表示，研究美术理论，也需要有艺术的基本功和创造力，这样可以让研究的问题更有针对性，更加有的放矢，使问题“在点子上”，而不至于成为空头理论。

    当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疏离在美术界几可说很普遍，有时也会导致双方的轻视，创作界诟病研究者不懂创作，评述研究离现实很远，而理论界质疑创作者表现方式、方法或哗众取宠，或墨守成规、乏善可陈。与此同时，双方又在不同的场合呼吁，艺术创作离不开理论指导，而理论亦要针对现实创作问题。

    或争论，或一致，恰恰使这个展览的意义凸显出现：以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为两翼，使两者融会贯通、有机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共生共荣。理论与实践之间兼容并置的结合会产生一条直通渠道，比如绘画实践中获得的心理体验可直接为理论研究提供经验性的支撑，而理性思维亦能渗透到绘画实践中。“西方理论家一般不搞创作，也许观点鲜明、理论独特，但观点比较抽象，脱离了实践。”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认为，理论家从事实践，对于了解艺术规律、艺术原理、艺术技巧大有好处；而画家知晓理论，可以让创作更加深入，在思想上有所突破。

    艺术理论家知行合一，在创作、理论上真实的努力，兴许会为当代艺术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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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５３年的中国绘画研究所，１９５４年更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任命黄宾虹为美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王朝闻为副所长，并明确研究所三方面任务：第一，关于中国绘画史与绘画理论的研究；第二，关于中国绘画创作技术的研究；第三，组织画家开展创作活动。“任重道远——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首届艺术大展”是美研所成立５７年以来举办的首届艺术大展，涵盖了历届美术研究所所长黄宾虹、王朝闻、龙瑞、梁江、吴为山等人的作品，也展出了美术研究所研究人员郎绍君、陈绶祥、陈醉、王镛、吕品田、李一、郑工、牛克诚等３０多位艺术家的书法、绘画、雕塑等创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