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的山水画经历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发展过程。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不仅并存了历经晚清、民国的一代著名山水画画家，而且造就了一批成长于20世纪５０年代、但在２０世纪具有历史地位的山水画画家，宋文治（１９１９—１９９９）就是其中之一。

    １９４９年，宋文治３１岁。他所师承的吴湖帆（生于１８９４）、张石园（生于１８９８）长他20余岁，陆俨少（生于１９０９）长他１０岁。而这一时期比他们更年长的山水画画家则有：齐白石、黄宾虹、吴待秋、高剑父、冯超然、贺天健、朱屺瞻、胡佩衡、刘子久等。他们的年龄不仅都超过了５０岁，而且都是作为传统山水画的传人，表明了与传统在某一方面一脉相传的关系。显然，让他们来改造山水画，并承担历史的责任，有点勉为其难。另外一部分势力，如钱松喦、傅抱石、潘天寿、赵望云等，同样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是，他们正值壮年，以其超凡的领悟力理解了当时的文艺政策与传统的关系，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创作了一批为时代所认可的作品，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并带领了像南京的亚明、宋文治、张文俊和西安的石鲁、何海霞等一批中青年画家，形成了金陵和长安两个画派集群，加上岭南的关山月、黎雄才等，共同创造了20世纪５０年代山水画辉煌的历史。

    20世纪５０年代新山水画的崛起，主要是以写生改变了传统山水画通过画谱而世代相袭的画法，不仅获得了发展的契机，而且因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对其他画种的改造和表现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加上后来北京、上海、江苏中国画院的相继建立，在国画发展的重要地区集聚了一批著名的画家，发挥了群体的力量，形成了创作高潮，新作层出不穷。而每有突破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鼓励，往往成为时代的样板。上世纪５０年代的新山水画出现了前无古人的时代新貌，而一批与时俱进的画家也在创作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宋文治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创作《桐江放筏》《黄山松云》，刚一入道就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因此，在江苏国画院刚成立的时候，就以一个不太为人重视的师范美术教师的身份首批进入了江苏国画院，与一批江南的老画师集聚金陵。可以说宋文治是生逢其时。宋文治也很好地把握了这一历史的机缘，后来又相继完成的《京口新貌》《采石工地》《劈山引水》等。

    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宋文治在２０世纪山水画发展史上的地位，除了他在山水画创作方面的成就之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确认：

    一、以“四王”的浅绛画法写时代新意，使这一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宋文治生于娄东（太仓），和“四王”之首的王时敏为同乡。因此，他和“娄东画派”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加上他后来所师的张石园、吴湖帆都是“四王”的传人，表明了宋文治具有画史上所强调的文人画家的“胎性”。

    虽然，20世纪５０年代的山水画创作，比以往更注重题材所反映的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也更注重题材所表现的社会意义，但是，在这一新旧的过渡时期，如何用旧法表现新的内容，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评估标准。尽管晚清、民国以来激进的思想家都把“四王”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而推崇像石涛和“扬州八怪”那样的反叛精神，可是如果以石涛和“扬州八怪”这样的笔墨表现新的时代，那种狂怪与时代的距离更遥远。20世纪５０年代的新山水画的主流样式，实际上是在“四王”一派山水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宋文治正是适逢其时地运用了他所掌握的传统笔墨，以“四王”的浅绛法巧妙地表现了时代的新题材，推陈出新。

    二、以传统的笔墨抒一己胸臆，创造了独特的“宋家山水”面貌。

    宋文治的山水画在“四王”的基础上，又受到朱屺瞻、傅抱石、钱松喦、李可染的影响，反映出转益多师的特点。从画家的个性特点上来看，宋文治属于亦步亦趋的儒者，规矩法度不仅反映在他的画面中，也表现在他其曲中规的品性中。因此，他的绘画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他的画内敛而不事张狂，具有了传统文人画的从容雅逸的品格，也反映了发展过程中的传统方式。

    直到１９８１年，宋文治开始了以泼彩法入画，在严谨的法度中融入了许多偶发性的生动效果，画面从此氤氲弥漫、色彩斑斓，其个人风格亦即此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宋文治晚年的创作，在个人风格中增加了丰富性的笔墨语言，使“宋家山水”的面貌进一步得到确立。

    宋文治山水画历经50年的发展，在当代山水画的格局中，是南方一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从而在20世纪山水画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