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全国美术发展专家座谈会在京召开，专家学者50余人到会参加座谈。座谈会紧密结合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围绕如何认识中国美术的文化内质并在今天重建它的文化身份，如何建构一个出大师、出精品、出力作的美术生态环境，如何建构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格局中的话语权与传播渠道，如何在多元化社会中拓展政府职能部门对艺术发展进行引导的渠道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给了中国美术界对发展美术以巨大想象空间和文化自信，两年前，中国美协提出建设“中国气派”的美术构想，美术各界对此进行了或主动或被动的呼应，至今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诉求：理清中国美术于今日世界文化格局中的站位与立场，塑造符合中国大国身份和深厚文化传统的美术，追求中国美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美术在当前展现出来的活力以及各级政府优先借力美术发展文化事业的举措，无疑让美术在“十二五”文化规划中将占有极重的分量，这更加重了美术界增强中国美术国际地位的迫切心理。

    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

    自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探索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向，中国美术更多是处于一种被西方话语表述的境地。今天，中国国力的增强促使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增强，中国美术界猛然感到压在自己头上的重负开始被搬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追求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说：“以前我们是被表述的，不是表述者。今天要重塑中国当代美术在国际上的地位，我们是表述者，不是被表述者，不是沉默的大多数。”

    “前几天我参加林风眠110周年纪念展，想起10年前林风眠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今天所具有的文化自信。”美术评论家陈履生对近年来美术界文化自信心的增强有独到体会：“我们今天能够理直气壮地推出自己的大师，这种文化自信关涉话语权的建立。”10多年前，美术界思考更多的是我们与别人的差距在哪里，要学习别人什么。今天，已经转换为“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

    这种自信不仅仅源于国力的增强，也来源于中国美术自身水平的提高。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近年来频频组织中国美术作品赴世界各地展出：“我们的作品在欧洲与他们的大师在同一个场地里展出，他们都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我组织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作品去日本展出，日本也有个全国性的美展，但其作品的水平凭良心说，许多并不如我们，我一看心里就非常踏实了，我们的作品拿出去是站得住脚的。”

    从文化内质重树中国标准

    文化自信的增强让美术界许多人对当前对外美术交流中一些迁就西方标准的做法难以忍受。张晓凌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往往是双重标准，出去参加展览，我们拿什么去，一定要考虑西方人是否喜欢。一个民族连自己的真话都不想说，连自己想推广的东西都不敢推，这是自己把自己给‘销毁’了。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必须在欧美主流文化的氛围中另起炉灶，不能跟着跑，哪怕店开得小一点也要开一个。”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黄河清认为，今天的很多问题是我们许多人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我们自己要有文化价值标准，这是非常关键的。

    重树中国标准需要对中国文化内质进行重新体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田黎明说，中国美术的文化内质首先要在文化传承上去体验，这种体验不是停留在文字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体验在当下生活、言行及创作过程当中，如何认识当下生活，如何在生活中印证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人文理念，这对于画家的创作非常重要。“所以我感到中国美术的文化内质与它的文化身份应该在于一个艺术家对于立德、立品、立艺的认识，将个人与群体相连，将人文的体验与文化相比，将平常生活化为文化体验，在自然规律和人文心性中以德灌注，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地创造出中国人真与善的美好思想。”

    有大师才有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的增强在于积极主动推动中国美术的海外传播。在一些专家看来，当前的中国美术海外传播做得不是太好，参加国际上一些重要的双年展，没有进行很好的论证和策划，花钱没办好事，展出的几近于“文化垃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指出，受邀参与国际重要展览，有关部门一定要组织专家委员会，指派真正有学术见解、对当代艺术真正了解的人来策划、组织。当前中国美术推广要特别提倡中国风格与时代风貌，采取传统经典与当代力作的结合，把中国当代美术与中国古代传统贯穿起来，而不是割裂传统。重视中国美术海外传播的跨文化语境还要讲究艺术形式的包容、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等。

    一个国家的美术景象实际上是美术大师的景象，一个国家的美术话语权实际上也是美术大师的话语权，我们对西方美术的了解是由一个个美术巨匠聚合而成的。“我们在国际上需要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通过政府发出去的，也不是通过哪个单位发出去的，而是通过美术代表性人物发出去的，真正的文化交流是两个大师在喝茶、聊天、对话。”张晓凌说。

    海外传播必须讲究策略，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刘伟冬认为，海外传播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政府行为的传播，通过一种主流方式弘扬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另一个是产业性传播，经过市场手段进行。政府行为的传播容易受到一些抵制，文化上真正要进行具有影响的传播应该走产业途径，政府的扶植只是一种硬性或者是补充性的。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也认为，“中国美术的话语权力，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具有当代社会都能够去接受交流的话语权力，而不仅仅是用我们的一个经济力量去强行塑造出来的一种非常硬化的权力，这一点是特别要值得注意的。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美术国际地位的提升是真正的文化现象而不是权力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