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在今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就出现了不少年轻的面孔，37岁的鲁敏是其中一位。她写作时间不长，却已获过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文学大奖；年纪不大，已经是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敏脸上总是挂着自信的微笑，无形中拉近了与人的距离。而一旦坐下来和她聊天，这个外表纤弱的江南女子，说起话来竟像连珠炮一样，且如她笔下的文字一样的精彩。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期间，鲁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就小说与语言的关系、文学如何更好地抵达读者等话题谈了她的看法。
关注传统艺术的生存境况
记者：在获奖小说《伴宴》中，您用略带悬疑色彩的爱情外壳，探讨了艺术如何生存的问题。其中男主人公仲熙是民乐团团长，为了乐团能发展下去，经常得通过“给宴会伴奏”为乐团找饭吃；女主人公宋琛则保持着对纯艺术的追求，不愿意“委身”市场。您为什么会关注到传统艺术在当代的生存问题？
鲁敏：这不是突如其来的灵感。我一直关注传统艺术的生存境况，它们能典型地反映物质发达但精神生活没有跟上的现实。正好身边有从事民乐、剪纸的朋友，他们中有些人选择了一种有弹性、可进可退的生活。这也许是对现实的妥协，但他们内心还是希望艺术可以慢慢地一步步走下去的。我特别尊敬这种选择，从中也得到一种启示：精神和物质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绝然对立，而是有妥协、合作、博弈的关系。
记者：您比较认同仲熙的做法？
鲁敏：是的。这也是中国人的哲学：宽容，有弹性，包容大，讲究混沌之道。
记者：您是否还写过其他一些关注艺术从业者生存状态的小说？
鲁敏：我有一个中篇小说《纸醉》，写的是中国的剪纸。很多人认为这是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这篇小说是以情感为主线。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女，只能通过剪纸和人交流。一对兄弟，以不同的方式爱上了这个哑女。弟弟在乡村，以传统的方式爱她；哥哥进入了城市，想通过一种文化保护的方式，让哑女走出去。这其实是对艺术和感情的双重探讨：是在原地留守，还是通过改头换面和这个世界展开新的合作。跟艺术相关的，我还写过《取景器》，反映一个女摄影师的生活。她通过镜头来观察世界、与和她有情感关联的人进行交流。这是我自己特别钟爱的中篇小说。我觉得艺术都是通过取景器来和这个世界交流。
喜欢挑战未知领域
记者：您的小说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城市生活，一个是叫做“东坝”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乡村生活。在写这两个世界时，您选取了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这是有意为之吗？对于小说语言您有什么特别的追求？
鲁敏：语言不光是我，也是其他很多作家终生的追求。作家用语言来树立自己的风格。我的语言也有几个发展阶段。初期写的是市井平民生活，展现城市小人物的生存哲学。那样的语言相对口语化，幽默、活跃。
到了第二个阶段，我觉得贴得太近了写没有距离感，就虚构了“东坝”。这是一个纸上的乌托邦，写的是苏北乡村的场景。在大家特别忙碌、追求功名利禄时，我想告诉人们有一种人情温暖的地方存在。我写这类小说时语言追求典雅，节奏较慢。其实是从沈从文、汪曾祺路子下来的。这种文风为我在文坛赢得了最大的肯定，我很多奖都是因为这些作品获得的。这些作品的语言缓慢、温柔敦厚，特别容易打动人。
“东坝”写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可以放一放了。我特别喜欢变化。写作固定在某一方面，虽然可能比较讨巧，别人很肯定你已经获得的审美经验。但变化是我的胃口，未知领域很有挑战。于是我就开始写城市“暗疾”系列。《伴宴》是其中的一篇。在城市里大家看起来都很光鲜，荷包在鼓，房子多了几套，但很多人的内心还是紧张的，有种不确定感。我特别想寻找人生中的“暗疾”。比如在这个系列里我就写了养生狂热。大家特别关注自己的金刚不坏之身，关注肉体生活，但对精神放任自流。我的小说中还写到过不信任感、安全感缺失等城市暗疾。现代人的生活在物质上很华美，但内心总有种不确定感。到了这个阶段，我的语言可能就比较冷峻、冷酷、零情感。我想冷冰冰地告诉你，世界就是这样，需要用自己的思考克服各种各样的暗疾，或者和这个世界做一种妥协。不同题材决定了不同的语言风格。这个探索和变化的过程，就是写作带给我的无穷无尽的乐趣。
记者：早期写城市底层的小说和现在所写的城市“暗疾”系列有什么区别？
鲁敏：这二者是不同的。城市底层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国人多资源紧，难免有生活不如意的地方，有人工作不好，有人家庭不幸福，有人梦想永远无法实现。但中国人在各种不如意的情况下都能让自己退一步海阔天空，都能留着满脸的油汗去喝一口酒。我特别想把老百姓的这种生活哲学告诉所有人：尽管生活有各种不如意，但总有缺口让自己获得心理的平衡。这种小说风格比较温暖。
记者：您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的乌托邦建立在城市里边？
鲁敏：如果有可能我很想建立这样一个乌托邦。但建造乌托邦需要有独立的精神思考，我觉得城市生活中大家对精神有点放任自流了。比如最起码的阅读，很多人都会去找润滑的、甜美的东西，对于有障碍的、相对艰涩的阅读都在回避。这种程度上我建造一种乌托邦人们也不大可能进入。所以我觉得先要唤醒大家对生活清醒的认识，过度追求娱乐、享受还是让人担忧的。
希望推动文学的传播
记者：您现在非常年轻，写作道路还很长。想一想漫长的创作道路会不会觉得沉重？将来有什么规划？
鲁敏：写作时只是一盏枯灯相伴，不少人觉得是件辛苦事。也经常有人对我说，你坚持了这么多年怎样怎样。“坚持”这个词听上去很辛苦。其实你真的很喜欢写作，一点都不觉得累。我目前的写作还是一种很享受的状态，也没有碰到很大的瓶颈或者感到枯竭。
说到以后，我想在文学的传播方面做一些探索。因为我是典型的从期刊成长起来的作家，但我希望将来的文学道路能稍微广阔一点。我特别希望我和同行能让文学传播做得更好一点。现在纯文学的作品，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短篇，不像类型小说，发行量大，影响广。所以我想在文学与传播之间找一个通道，让文学传播到更多人当中。但我不会向恶俗、低俗低头。
最近我的一本长篇小说《此情无法投递》刚出版。小说时间跨度20年，反映20年来人们道德伦理尺度的变化，包括男女性关系的变化。这里面有爱情故事，有两个家庭的离散悲欢。我长篇的理想是，内核是文学，但外部通达的途径相对大众化。这是我步骤性的写作策略。有了自己的读者群后，还是可以往回收一点，不要那么软，文学要稍微硬一点。如何把严肃的、坚硬的核通过柔化的方式说出来也是一个技巧。西方的作家很讲究这些。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但这并不表示向市场妥协，而是寻找一种抵达市场的方式。我这个长篇也是一个尝试。我出版这本书的合作方是做《杜拉拉升职记》的博集天卷。这本书原来叫作《生死家书》，但“家书”听起来有点闷，和出版方协商后就改成现在这样的。包装上的宣传语是：“一个女人的灵肉流亡，一个时代的悲情备忘，《山楂树之恋》后，世上最无邪的爱。”这些词我原来肯定没法接受，也是和文化公司做了很多探讨。我现在会在包装方式上做一点点妥协。
记者：您的创作视野非常广阔，写作的资源来自何处？
鲁敏：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在乡下生活了14年，有比较深刻的童年乡村记忆。又到城市生活了20多年，城市的经验占据了整个青年期，这种生活积累很重要。我的职业变化也很多，做过营业员、秘书、企业策划、行业报记者等。我是个工作着的人，也是家庭主妇，自然就有相关的写作资源。但不可否认，一切和艺术有关的东西，天赋都不可缺少。不能说一天干24小时就能出一个作家。很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比我们丰富几百倍，但不见得能成为作家。作家必须有虚构的天赋。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这方面的天赋。
记者：写农村的小说，有很多前辈作品可以借鉴。写城市会不会有一点困惑？现在写城市的好作品还不是太多。
鲁敏：中国是农业大国，很多作家有农村背景，或者对乡土田园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乡土题材小说都很成熟。大家都呼唤好的城市题材作品出现，我觉得这个心态相对有点急。我们的城市生活经验，不管作家还是其他行业，都还在积累当中。但是积累的过程也是经验。像我小说中所写的“暗疾”，就是大家在城市生活中不能够找到准确定位后形成的。我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对城市题材非常感兴趣，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我会写更多这方面的作品。但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要刻意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