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性古村落的集群式呈现

——《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编纂工作座谈会发言摘登

改变重物质轻非物质的状况

罗哲文（中国古建研究专家）：

    《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的编纂工作实际上是在抢救建筑方面的民间文化。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物质方面和非物质方面应该同等重视：过去我们保护古建筑，只注重物质的，没有注重非物质的，其实这两方面绝不能分开。我一直呼吁，非物质的遗产要与物质的遗产并重。一个古建筑如果没有文化精神内容，就黯然失色了。像故宫这么大一个辉煌的建筑，它是怎么创造的，大家都不知道，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修建故宫的那些工匠、那些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值得深入研究。所以，对修建古村落建筑的工艺、技术也应该同时并重。对于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来说，实物是最重要的，没有实物就没有具体的东西了，但是文献资料的保存同样重要。《中国古村落代表作》这种形式很好，图文并茂，如果能增加一些测绘图，将会更好。编纂和调查工作要尽量照顾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古村落特点突出，文化价值大，并且破坏的速度可能也非常快。

普查整理要和推土机抢时间

冯骥才（中国民协主席）：

    目前，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旧城改造中的诸多问题也暴露了出来。等到中国大地上推土机全开到农村的时候，研究古村落也就不可能了，因为这些东西全没有了。所以大家觉得应把两件事情提到我们的工作日程上：一是古村落的全国普查整理，只有普查整理、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方案、向国家提出建议，这些有重要价值的古村落才能够保护下来；二是民间文学数据库的整理。这两项重大工程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对于《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的编纂，我想有几点值得讨论。一是《中国古村落代表作》不是欣赏性书籍，它是我们这些年做文化抢救调查成果的系统展示，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经过学术整理的一个呈现，应该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成果。第二，我们建立的实际是中国古村落的一个文化档案。这个文化档案按区域把重点古村落突出出来，因为只有记录在案，将来的延伸、保护、抢救才好做工作，这套书也是为了抢救和继续保护做准备的。第三，则是时间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样的时间观或者时间标准来把它框定。古村落的时间限定是活态的。活态的才是有生命的，才是我们抢救保护的对象，如果它已经没有了，它就是历史的了。

用东南西北中概念来解决地域划分难题

李玉祥（《中国古村落代表作》副总主编）：

    代表性的古村落，如果按地域分类，难度很大。我们一开始想的是比较泛泛的概念，想到东西南北中的划分。东部卷大致把江苏、浙江、福建纳入；南部卷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北部卷包括北京、山西、陕西、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西部卷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宁夏、新疆；中部卷涉及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我们根据现有进行古村落调查的专家、学者这么多年做的成果，想让每个人在最能胜任的区域负责那一卷的编辑工作。

    我们过去调查的更多是物质的遗产，非物质的遗产有些遗漏，所以这次编纂古村落代表作非物质的这部分也很重要，少了非物质的就很不完整。只有非物质和物质的结合，才是中国完整的古村落。

多学科整合打造经典个案

向云驹（中国艺术报社社长）：

    古村落消失的情况太严重了，根本挡不住，城市集中了很多专家，都在呼吁保护古村落，但在村落里面就没有呼吁保护的，根本就没有任何阻挡，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的立足点还是先从直观的建筑方面做起，因为建筑这种外在直观性的东西，一推倒它就马上没有了。古村落调查，民俗学家在做，民族学家在做，建筑学家也在做，它将来的趋势应该是把几个学科整合在一起。将来我们几个学科组在一起，把一个古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很好地整合在一起，那是很经典的。但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做起来的，它有一个整合的过程。也可能通过这个我们发现一个很典型的，将来可以去做一个经典的个案。

调查中可以“走近路”，借点光

陈志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我们要研究我们工作的侧重点究竟在哪，不可能追求全面开花。比如我们带着录音机去，要是有民间故事，就找人来录音，这个工作量还是很重的。编纂里包括做测绘图，一年要做那么多工作，确实很困难。因为这得要求高一些、科学性强一点，不能像有些人派一个人就可以写２０个村子，尽量不要做成那样。所以工作量要充分地考虑一下，主要的是要写什么，达到什么深度。

    我们也可以“走近路”，借点光——比如选择文物局作为文保单位的村子，比如浙江省有多少个文保单位，以整体村落作为文保单位的有几个，我们拿来就做了。另外，已经定为文保单位的村子，它会有初步的资料：多少房子，多少人口，哪年建的……这些都有；如果自己从头查起，工作量就很大。所以我们的工作可以就跟文物局挂钩，列入文保单位的我们做，没列入文保单位的，要是有特别好的，咱们也可以做。

重点抢救将要毁灭的村落

李秋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我现在看到《中国古村落代表作》中以东西南北中作为区域划分的想法，就有一个建议。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讲东西南北中，就是某一个大文化区域、一个文化圈或者亚文化圈，在一个大的文化区域里框定这么一个东西，做起来要相对容易得多。从它的村落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个性等几方面讲，可能它的文化意向更加清晰和集中。每一卷也不一定非得给它框定一本，我们可以做一个系列，这样框架以后，将来一个题目未必我们就出一本或者两本书。

    此外，冯骥才先生提出先把中国古村落的家底整理一下，希望有一个活态的呈现。据我了解，很多曾经照片里的古村落已经是遗产、是历史了，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没有了，再也找不出那些地方了；可能这个村子里的人还在，但是建筑已经死掉了。这对我们来说，应该作为重点，可能还能拯救一部分还活着的村落。所以我们也不一定完全按照活态样本去做，有一些将要毁灭的东西，我们也还要呼吁抢救，把这些东西原有的、非常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可能这个作用的震撼力更大——它能拯救一批马上将要死的，或者拯救一批将要被破坏的遗产。

利用科技手段留存古村落

党安荣（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据我了解，我们在普查的过程中要建立数据库，然后来进行整理方面的工作。我最近几年做的工作就是用一些新的技术方法，比如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把古村落的空间分布做一些技术分析，把古村落的一些代表作用虚拟的技术展示出来。

    刚才几位专家都讲到，现在的古村落可能稍纵即逝，一不小心一个建筑就没有了。像李玉祥先生已经花了几十年的功夫记录下一些好东西，这些现场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这些东西用虚拟模型的方式或者用计算机技术的方法可以留存下来，可以流传给后人，以此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了解我们的先人曾经有过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代表作。

调查不是针对“犄角旮旯”

罗德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前几次关于编纂的讨论我们更多的是注重操作性。我们更多的工作是从李玉祥老师的那些照片里面整理，挑选得并不多，能不能叫代表作我也拿不准。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实际上有多少个古村落代表作，但是从我们了解的村落里挑５０个，并不排除其它的将来会是代表作。我们的目标是看怎么能够在短时间里尽快把这个事情完成。我们目前的工作，主要是从李玉祥老师前几十年拍的照片里选，大部分问题能够解决，还有少部分是看哪方面的，能补多少就补多少，并不是把所有“犄角旮旯”的东西都跑遍。

集成是根本的目标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古村落如果仅仅是图片的呈现，如果没有很多文化的描写，可能就会比较干巴巴的，可能跟活态的东西离得远一点。现在做的古村落代表作这个工作，一是要借机把它们宣扬出去，让整个社会重视，这是一个策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我想这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随后要有一个普查，或者更大规模的开展古村落的调研工作，然后做一个集成式的东西，这是我们追求的根本的目标。

    从技术层面来讲，我们都希望代表性的东西保存下来，但是有时候感到力不从心，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怎么样让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以图像方式的保存，或者有些动态的东西更好；此外，文献也是村落历史的记忆，包括家谱、文书等，我们在调查的时候也应该关注它，做一个缩影收藏会更好；我们做深入的访谈，对口头的东西也可以做很细致地描述。

    如果让古村落有更大的社会影响，是不是能把每个村落用很文学化的语言来写一篇印象记忆的文字。其实有些文学语言虽然是描述性的，但是有些感受性的东西能够直接打动人的精神。这样几个方面的保存方式，可能会让村落文化得到真正的保存。

村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宋兆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古村落我不是很在行，但是它跟我过去的工作还是有点相通。我们在野外选点，基本上以村落基础做全面的调查。我们选的村落，第一要古老，要有相当长的历史，第二是保留的传统文化比较多。我们的办法就是到一个地方，短的时候要住三四个月，长的话可能要住10个月，最后完成一本书。从我的经历来看，感觉中国正在转型，社会在转型，村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有很多村落我调查完２０年、３０年再去看，面目全非。

    我建议各卷的编委能否主要从事编辑工作，而作者的范围可以适当放大一点，不要仅限于在自己的学术圈里找，这样可能质量会好一点。据我了解，有很多村落我们都做过详细调查，拍了很多照片，但是这些村落有的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可以将原来参与过调查的人吸收到《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的编辑、写作队伍中来。

书写应该打破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民俗调查的基本单位是村落，我们到基层搞调查也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这个工作由中国民协领头来做，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工作最主要的意义还是在抢救，这只是一个开头，下一步应该研究怎么深入村落去调查。

    这一套书的产生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来做的，过去的古村落调查可能主要集中在建筑、村落外观或者民居方面，而古村落的书写应该打破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古村落的标准应该各个村落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去深入调查，尤其是一些有学科背景的人去调查，才能把它揭示出来。现在古村落研究有很多成果，有很多书，但是主要是集中在建筑方面，内涵性的东西并没有得到充分地揭示。

    我觉得古村落的代表作并不是宁缺勿滥，而是越多越好。所以，我觉得五卷本的量太少了。如果我们想要尽快做出来，以点带面，在点上做精、在面上做宽，五卷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以现有的资料汇集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来做的话，还不如一省一卷，同样也能做出来，而且在一个省里，由于地域比较集中，古村落的一些风格有相近之处。

尽量选用年头久的资料

李耀宗（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中国古村落代表作》很可能将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代表作。我同意罗哲文先生提出的调查要关注少数民族这一点，我觉得古村落代表作当中，少数民族古村落代表作的调查研究很可能会使本书大放异彩。

    在资料方面，我建议尽量选用现成的年头久的资料，或者尽可能依据这些资料、图片，因为他们更真实、更珍贵，同时也更省钱。中央民族大学的博物馆有几万张关于民族田野调查的照片，材料很真实，弥足珍贵。所以我建议尽量选用已有资料，尽量少用现拍资料。

    关于分类问题，我认为，科学研究就是分类研究，分科之学为之科学。我建议本书可否先按性质类型分类，而不拘泥于地域。比如说从事牧、猎、渔等行业的村落搞成一卷，读者读起来也比较方便；其他大量的农耕村落再按地域来分类。古村落代表作的数量问题，可否不要拘泥于地域均衡，应当重其代表性价值。

研究对象每天都在消失

潘鲁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要有分类、有分组、有分任务，我想代表作这个项目做一年时间很紧张，但是代表作的整理工作如果时间太久，打持久战，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价值——你所研究的对象每天都在消失，但是如果我们整合了全国的专家，就等于自身延长了１０年。代表作不见得局限于一个标准的代表，它的典型性、广泛性、地域性、民族性，这里面都有它的代表性。如果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东西南北中是个大的分类，在大的分类布局下，我们不妨可以寻找不同门类的分类。建筑是我们要研究的很重要的一块，但是它并不是全部，因为古村落的民间营造和我们现在建筑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它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生活方式、它所传达的文化信息，都是有差异性的。如果回到我们的原点去研究，我们的文化抢救工程意义会更大。

把风貌展现得更深一点

郑一民（中国民协副主席、河北大学教授）：

    我觉得古村落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都要综合在一起。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的启动是整个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宝塔，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工程的总结。这个项目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他单项文化遗产抢救项目。

    我也同意将内容划分为５块的想法，我觉得这也有道理，但是具体操作起来问题很多。因为每一个卷里面都有不同的民族，是按照民族来分，还是按照性质来分，互相有个比较，才能够把文化挖掘得更深一点，这样才能够把风貌展现得更深一点。

村庄的元素可以成为一个标志

濮阳进（《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编委、作家）：

    在这个项目里，我承担文字方面的工作。每个村庄可能有代表性的东西，这些代表性的东西可以提炼出三四点，着力突出它们。这些抽出来的元素，可能是实物性的，可能是概念性的，也可能是传说性的，抽出来以后让画家能够设计一个图案，每个村落以现代形式表现为一种图案，这种图案如果在代表作里面出现的话，做得好，可能每个村落都认可，甚至都可以成为它们的一个标志。而我们制作的每一卷书，也能够给人一种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