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曹禺百年诞辰的纪念性演出，北京人艺复排的话剧《日出》是以“回归经典风格”为特色定位的，原汁原味的台词、剧情，甚至是二度空间的原貌铺排和表演节奏，特别是对陈白露这一艺术形象的还原和充实，让我们因此又一次地接近了曹禺，接近了这个伟大剧作家对于人生和人性的悲剧性认识。

    曹禺的悲剧意识明显地体现在陈白露这个形象的深层内涵中，换句话说，陈白露的故事中潜藏着曹禺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遵从着曹禺对于《日出》的谋篇布局，剧作采取了群像式的人物写法，撷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作为结构形式，以陈白露的客厅和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活动场所，把社会上各色人等的各色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揭露了这个世界“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冷酷本质。银行家潘月亭老奸巨滑，暗藏心机；富孀顾八奶奶庸俗无知，“爱情至上”，与恬不知耻的面首胡四勾勾搭搭；洋博士张乔治崇洋媚外、虚伪无情；银行秘书李石清工于心计，对经理潘月亭谄媚奉承、趁机要挟，对失业小书记员黄省三残酷压迫、声色俱厉，最后自己落个倾家荡产、儿子病死的下场；小东西因茶房福升的出卖被卖到了三等妓院宝和下处，因挂不到“客人”，没有伺候好胡四和福升遭到黑三毒打，不堪凌辱而上吊自尽；潘月亭的银行发生经济危机，又中了金八设下的圈套而负债破产。形形色色的人都在认可这个世界的前提下，忙忙碌碌于醉生梦死、尔虞我诈的生存状态中，来了又走，转瞬即逝。

    但陈白露不是，或者说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尽管她表面上也和这群人一样随波逐流，过着情人不是情人、姨太太不是姨太太的寄生虫般的生活。她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或者说是一个批判者。方达生的出现为她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竹筠”的名字联结着她内心的柔软和纯真。陈白露的性格中无疑有天真的一面，如果不是天真，她如何能以为仅凭美貌就可以玩弄男人于股掌之上；如果不是天真，她又如何以为自己能够帮助小东西摆脱厄运；如果不是天真，当幻灭来得那样迅疾而猝不及防时，她如何会选择永远留在黑暗之中的决绝态度。帮助小东西逃生一事印证着她的感情和良知。可以说小东西完全就是另一个她，虽然她们的命运截然不同。在那样的时代，那样一个世界里，她也许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她们共同的归宿。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陈白露是孤独而无奈的。繁华落寞，人情冷暖交替在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时分。每一张苍白的面孔，每一个佝偻的背影和每一笔肮脏的交易，都无法躲得开她锋利的眼睛，她比谁都更入戏，却也比谁都更清醒。但厌恶这种生活的她，又不得不直面惨淡，而且还得戴着一副豁达与淡然的面具。正是她这种表面的轻松与内心的沉重所交织而成的痛苦与无奈，使我们触摸到了曹禺的脉动。这是她的宿命，又何尝不是那一代人整体的宿命，或者说是那个时代的宿命。

    人们都说陈白露面对的是“出走”或“不出走”的问题。其实，她的问题不是不想“出走”，而是“走不出去”，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方达生所憧憬的“未来”，可以说是陈白露的“过去”——她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就人生历练而言，陈白露可称之为方达生的前辈，陈白露“走不出去”的命运，方达生就能够避免吗？因而，“出走”或“不出走”的后面，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这才是曹禺借陈白露这一形象提出的难题。我觉得这一版《日出》的重要价值之一，是恢复了陈白露绝望者的身份。她的绝望不是缘于个人奋斗的失败——陈白露还年轻，只有23岁，一切都还来得及……爱人离她而去，还可以再寻觅新的爱情；孩子失去了，还可以再生育；甚至，当潘月亭破产了，她仍然可以凭借她的青春美貌再找一个新的供养人，只要她愿意。因此，她对这个世界的决绝，不是缘于她在生活中的困窘，而是缘于她的清醒。鲁迅先生有言，人生最大的苦痛是梦醒之后却无路可走。这正是陈白露的悲哀之处。身处于这一世界中，她无路可走，无处可去，只能困守在暗夜中，没有希望，没有明天，只能苟且、衰颓下去，直至毁灭，直至死亡。我想，这才是曹禺想告诉人们的。

    强大的人艺演员阵容为这部戏的成功提供了保证。作为一部群像式的戏剧，各个角色之间的巨大反差，为每一位演员的演技都提供了较大的发挥空间，而戏中的每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时代感、身份感把握准确，举手投足鲜活而生动，成功地支撑起了这部作品的津梁。

    陈好的加盟为陈白露这一形象增添了魅力。她的表演松弛、多变，有弹性，有聪慧，没有仅仅停留在完成戏剧动作的层面，而是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她所扮演的陈白露需要高强的演技，而她居然显得全不费功夫。在既是一个拯救者又是一个被拯救者的身份之间，在轻颦浅笑、风情万种的交际花风韵与朝露般纯净的内在情怀之间，她转换自如，张弛有度。无论是台词处理，还是形体设计和心理动作，都做到了形似神也似。特别是她对陈白露习惯性动作——几次抽烟的处理，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人物的烦躁、惊愕、痛苦或快乐等不同心境，而且让人们感到了人物情感的发展、起伏和跌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