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老首长魏风
http://www.cflac.org.cn    2010-08-31    作者:王朝柱    来源:中国艺术报

    我在60年前读小学的时候,很喜欢唱歌剧《刘胡兰》的插曲《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我在念初中的时候,非常爱听合唱《英雄战胜大渡河》;49年以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时候,我作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名学生,有幸听了总政文工团演唱的交响大合唱《祖国万岁》。到这时我才知道,上述3首歌曲的词作者是魏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从作曲系调干班的同学那里知道,魏风13岁参加革命,并且已经在军队文工团当了十多年的领导了!当时,我很敬仰魏风。自然在敬仰魏风的潜意识里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作曲系毕业以后能到总政文工团工作。

    11年以后,我正在解放军农场劳动改造,一位农场的干部通知我:收拾一下,我们派车送你回北京,到总政宣传队——即总政文工团创作室报到。接着,他又十分神秘地告诉我:“到总政创作室要好好地干,是一位很有名的首长点名要的你。”我或许是劳动改造的时间太长了,竟然没有敢问这位很有名的首长是何许人。我记得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可以在魏风的领导下作曲了。

    我到总政宣传队政治处报到以后,一位正团级的干事把我带到创作室,告诉我:“这一层楼都是创作室的,一人一间,顶头那一大间是会议室兼乒乓球室,你就住在斜对面那一间吧!”他说罢转身欲走,突然又回过身来,非常严肃地说:“创作室的环境是很好的,这都归功于魏风队长,他尊重创作人才,费了很大的气力才争取来的。你刚刚大学毕业就享受这样的待遇,要格外珍惜啊!”

    当时,创作室的成员令我生畏,有15位“三八”式干部,曾在延安“鲁艺”教过漫画家华君武的丁里是行政9级,我才是21级。平时,这些老革命艺术家谁也不来创作室上班,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对此,我经常对人自嘲地说:“我是守空楼的人!”但内心却得意地说:“谢天谢地,军队也有让我自由散漫的地方啊!”

    北京的6月就很热了!一天上午,我敞着怀穿着新发的军装在走廊里踱步,突然那位团级干事带着一位个子不高,两眼却炯炯有神的首长走了进来,再一看他那标准的军容风纪,就知道他是一个职业军人。未等我开口,他就指着我的脖子严厉地质问:“上班时间,你为什么不系好风纪扣?”

    我虽然在劳动改造期间受批评多了去了,但还从未碰见这样一位给我当头棒喝的首长。因此,我有情绪地说:“对不起,我的脖子粗了些,军装的领子又紧了些,系上扣子喘不上气来。”

    “穿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对这样的批评,我打心眼里就不服,因此就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仍然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你听见没有?”他发火了,大声地命令。我看着他那两只就要冒火的大眼睛,委屈地小声说:“对不起,我原来是个农民,散漫惯了。”

    “谁不是农民?我13岁以前也是农民,可当兵了,就要有一个军人的样子!”

    “是!”我很不情愿地系上了风纪扣。

    “你叫什么名字?”

    “王朝柱。”

    “噢,你就是王朝柱……”他说罢转身就走了。

    这位团级干事小声地对我说:“看!刚参军几天,就让魏风队长狠批了一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魏风。肯定地说,他对我的印象好不了,我对他的印象也不怎么样。接下来一个星期,我又在两件事情上受到魏风的严肃批评。

    后来,我和魏风首长成了很好的忘年交,对他又讲起一个星期批评我3次的往事,令我诧异的是他不记得了。当时,我对他说了这样一句玩笑话:“你这个首长啊,可能批评的人太多了!”

    魏风就是这样一位严格要求部下,并希望其快些成为一个合格军人的领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中央决定搞一部新的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创作框架剧本的前夕,需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而且还要老中青三结合。对青年的要求是:懂音乐、懂历史、懂舞蹈、懂戏剧。事后听说,选了两天,也没有个结果。最后,我的老领导、大作曲家时乐濛同志说:“我看就是我们团的柱子吧!”领导小组的党委书记兼副组长魏风、大词人兼副组长乔羽、还有大作曲家陆祖龙等都表态赞成。不久,一纸命令下达总政文工团,我就被调到《中国革命之歌》的领导小组来了。

    领导小组里的所有成员都是我敬重的大艺术家。换句话说,领导小组里哪有我说话的地方呢!因此,我从第一天就抱定决心:光听不说。

    当时,是中国思想界最为活跃的时期,加之这些大艺术家的身份和地位等原因,社会上的思潮和争论都带到了领导小组内。可以想见,魏风作为党委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何其难当。但他靠着人品、学养以及纯熟的领导方法,紧紧把这些大艺术家凝聚在一起,胜利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创作任务。在这期间,我和魏风有过一次交谈,我很真诚地问他:“你在22岁的时候,用了3天3夜,就写成了歌剧《刘胡兰》的剧本,你为什么不当剧作家呢?”

    魏风有些怆然地叹了口气,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柱子,我真的好想当作家啊!那时,贺龙等领导同志希望我当‘战斗剧社’的领导,就是因为想当作家,我却选择了创作室主任,并亲自建议调时乐濛同志来当社长。但是,随着‘战斗剧社’编入总政文工团,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放弃创作,从事文艺领导工作。事后想来,我写剧本,写不过胡可同志;我写诗歌,就更写不过贺敬之同志。看来我还是适合做些具体的服务工作。”

    当时,我想到了一些文艺团体的领导情况,遂很有针对性地讲了如下这段话:“当好一个文艺单位的领导,至少应具备这样3个条件:一,懂文艺;二,又不想当艺术家;三,还要有管理艺术单位的经验和行政能力。否则,害己,也害事业。”

    公平地说,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前期,总政文工团是我国十分著名又有很大影响的文艺团体。在魏风等同志的领导下,完成了周恩来总理交给的“要把总政文工团作为国家歌舞团建设和使用”的嘱托,创作了一大批受工农兵欢迎的歌舞节目。其中《歌唱二郎山》《藏胞歌唱解放军》等,就是魏风率领文工队赴西南慰问康藏筑路大军时创作的。

    《中国革命之歌》的框架剧本写成之后,魏风认为我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我自然懂得他说这句话的含义。但是出他所料的是,我却郑重地向他提出:不再参加《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接着,我又正式告诉他:我决定改行当作家了。他震惊之余又很不理解地说了这句话:“你真是一个傻柱子啊!”

    我告诉他改行的理由,又讲了我的恩师——大剧作家沈西蒙劝我改行之后,他不无沉重地说:“沈西蒙同志是军中慧眼识人的领导,他既然同意你改行就改吧,有什么困难就找我。”

    后来,魏风和沈西蒙同志商量后,告诉创作室的有关领导:王朝柱可以不为文工团创作。这样,就为我创作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中国革命之歌》上演以后,魏风同志就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当领导。很快,他又听说我这个“不务正业”的傻柱子在文工团的日子不好过,遂想尽一切办法调我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工作,为我再提供一个自由的创作环境。由于方方面面的关系,未果。

    说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社会上都知道有一个响当当的文学系。说它有名,一是大作家徐怀中同志任文学系主任,再是有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据我所知,魏风同志对文学系的筹建是付出了很多心血的,如选择徐怀中同志任文学系主任,就是魏风荐贤、力挺的。对此,我想自称是“黄埔一期”的第一届文学系毕业生会知道得更多。

    也就是在我一生最痛苦、最难过的这段时间内,我的创作却出现了第一个丰收期:我参加创作的话剧《决战淮海》上演了,我写的电影《龙云和蒋介石》公映了,与朋友合作的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等播出了,我的长篇小说《李大钊》《爱的旋律》《女囚徒》等也相继出版了。我记得大评论家冯牧同志说:“王朝柱一脚就把作家的大门踢开了!”

    对此,魏风同志为我有这么多的收获更是感到高兴。他见了文艺界的老战友——包括和我很熟的丁里、傅铎等老首长就表扬我的勤奋和才气。我听了以后真的感到脸红。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不无骄傲地对我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是我亲自点名把你调到文工团创作室的。”

    我万分感激地摇了摇头。接着,我又问道:“魏风首长,我当时劳动改造的罪名是:反林副统帅,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林彪摔死了,可江青还在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啊,你为什么还敢调我呢?”

    “一嘛,你是个苦孩子;二啊,我们这些老延安都知道江青。”他说得如此平谈。

    魏风同志退休了,可他比以前还忙,似乎还自找一些闲气生。别人的不去讲,就看他为我帮过的忙、生过的气吧!

    昔日,魏风同志看过我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女囚徒》,认为可以改成一部歌剧,请总政歌剧团演出。为此,他自己出钱买了3只烤鸭,请我和其他同志到他家一边吃烤鸭、一边谈创作歌剧文学剧本。那天,他兴致很好地说:“你们几个是军队中有才华的剧作家,我退下来了,把你们组织起来,为歌剧团干点事。”他当时的想法是那样的纯洁:认为当时文化部、歌剧团的一些领导是自己的老部下,歌剧团又缺少好的剧本,他出面组织创作岂有不成之理?

    我和已故的诗人、词作家高峻同志在魏风的领导下大战三伏,天天到原总政排练厅二楼一间办公室里讨论提纲,一干就是十多天。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提纲搞出来了,却无人问津。

    为此,魏风十分生气。为了缓解老首长的不平之愤,我请总政治部周克玉副主任和大家喝茅台酒。到这时,他才知道总政领导十分关心我。

    进入21世纪以后,魏风首长的心态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他从离不开工作变成怀念相继去世的战友。为此,他拿起笔写了纪念时乐濛、彦克、高如星、罗宗贤等大作曲家的文章。在这期间,我所尊重的大理论家冯牧去世了,他就对我讲起与冯牧在一起深入生活的往事;当谈起《英雄战胜大渡河》的创作,他就深情地怀念罗宗贤的音乐才气。

    去年秋天,魏风拿着自己的文集《风从太行来》到香山看我,异常平静地告诉我他得了癌症,做了成功的切除。他走后我拿起这本沉甸甸的《风从太行来》,不知何故竟然自语:“魂归故乡去。”之后,魏风同志又住进了医院,说是癌症转移了。那时,我正在创作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大西南》,全剧的结束就是魏风、罗宗贤、时乐濛、冯牧等在大渡河边创作、议论新作《英雄战胜大渡河》,并作为纪念解放大西南的终曲合唱。他听后有些怆然地说:“我还能听得到吗?”

    “能!”

    不久以前,《解放大西南》审查通过了。当时,我就希望给病中的魏风同志送去光盘,请他躺在病床上听。没想到,他这位风从太行来的农民儿子,已经魂归故乡去了!我真诚地祝愿魏风和罗宗贤、时乐濛、冯牧等老前辈能在天上看《解放大西南》的播出,能聆听《英雄战胜大渡河》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