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思中篇小说《余震》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有一场撕心裂肺的大地震，正阴险地潜伏在一片叫汶川的地皮之下，等待着一个本该花好月圆的春日，凶猛地狙击一群毫无防备的人——那是一年半之后的事。当时我也没有预料到，这篇小说在问世之后，会走进一位叫冯小刚的电影导演的视野，最终演绎成一部惊天动地的心灵灾难片——那是3年半之后的事。

    最初的灵感萌发，纯属一场极为偶然的事件。

    ２００６年７月末的一天，我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班机因大雨推迟了一次又一次，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想起了机场里的一家书店。那天书店里人极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将我轻轻地拨过人流，让我一眼就看见了摆在高处的一本灰色封皮的书——《唐山大地震亲历记》，这才猛然想起那几天正是地震30周年的日子。

    坐在候机厅里，我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渐渐离我而去，只觉得心开始一点点地坠沉下去，坠到那些已经泛黄的往事里去。

    地震那年，我还处在懵懂的年岁。北方的消息通过层层过滤，终于传到江南小城时，只剩下了一组意义模糊的数字。也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水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１９７６年的唐山离温州很远。

    可是那天在北京机场，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30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击中了，我感觉到了痛。痛通常是我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回到多伦多后我又看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以及所有我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我的眼睛如饥饿的鹰，在乱石一样的图片堆里搜寻着一些身体，一些展示某种猝不及防神情的身体（如庞贝古城的遗迹）。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那个铁罐一样严密的年代成功地封闭了任何带有蛛丝马迹的照片。于是我和那段往事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我的想象力只好在那些文字构筑的狭小空间里艰难地匍匐。

    在爬行的过程里我远远望见了一些孩子，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有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请求护士为他那只不复存在的手臂挠痒。有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的尸体。当然，还有那群麻木地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

    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那些孩子们的后来，只是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是我偏偏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我发觉我的灵感找到了一块可以歇脚的石头。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那些没有被提及的后来。

    一旦我锁定了视点，王小灯作为我小说的中心人物便无比鲜活地朝我走来。我想，这个叫王小灯的女人若死在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她就会定格在一个单纯快乐渴望上学的7岁女孩形象上。可是，她却活了下来。天灾把生存推入了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中一个7岁的灵魂过早地看见了人生的狐狸尾巴。见识了真相之后的王小灯，再也没有能力去正常地拥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对她来说，在那一天里轰然倒塌的不仅仅是房屋，还有她对整个世界的信任。在那以后的全部生活，都围绕在渴望拥有和害怕失去之间的争斗之中。这种争斗如一条坚韧的线，贯穿了她和周遭所有人的关系，包括继母，包括丈夫，包括女儿。

    《余震》是关于疼痛的。一种天灾带来的，却没有跟随天灾逝去的心灵疼痛。一直到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我依旧没有找到缓解这种疼痛的药方。结尾处小灯千里寻亲的情节是我忍不住丢给自己的止疼片。真正忍不下疼痛的，其实是我自己。

    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烈火真金、浴火凤凰这一类的话，现实世界里火和鸟并不存在着因果关系，并不是每一种灾难都可以使人重新站立的。有一些灾难，也许可以将人永远击垮。

    当《余震》这部小说集走向读者和市场的时候，书写过程里所经历的情绪都已经成为过去时态了。感谢我的读者和我一起重温属于过去时态的某些迷茫困惑的时刻。蓦然回首，我才发觉我已经走了很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