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02年至2004年之间3次到陕西省的陕北陕南关中地区考察当地的民间艺术，在考察的过程中我完成了《西行风土记——陕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这本笔记，2010年才被整理出版。客观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笔记并不是独立的，是为了完成国家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和《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而去考察时顺便写的，主要是为了完成课题所需的数据库资料。笔记只是其中的副产品。但到课题验收时，将这些陆续写成的笔记汇在一起，觉得还很有意思，真实地再现了我当时所看到的农民生活，以及课题所要考察的民间工艺的生存状态。其实这也是课题研究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时的考察地点主要集中于陕西省的关中、陕北和陕南地区。我向来的信条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知识，不仅要读很多的书，还要行很多的路，知识不仅写在书本上，也写在大地上。陕西省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历史的地区，是中国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地形南北狭长，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横卧其南部的秦岭山脉是两大流域的分水岭，秦岭以南部分属长江水系，秦岭以北部分属黄河水系。在陕西省狭长的地形中间隔着秦岭，南北颇异其趣。其间山原起伏，河流曲折，各有特色。秦岭以北属于黄土高原。在秦岭与黄土高原的相交地，有一块方圆八百里的平原，被人们称为八百里秦川。这一带属于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属于农耕文明的发达地区，是省会西安的所在地，也是古代长安的所在地，曾有十一朝皇帝在此建都，从西周开始一直到唐代，那里都曾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

    而且远在100多万年前，那里就活动着原始的蓝田人，在20多万年前，还活动过原始的大荔人，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也都在那里留下了许多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是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那里还是黄帝、炎帝的故土，上古时期的中国神话，一直都与那片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文化关系最大的就是人，它是被人创造的又是被人在使用的，所以要了解它不仅要查看文献，还要了解生活于其中的那些人，并观察那些人如何在他们的生活中运用并创造这些文化。在考察中，黄土高原上的沟沟峁峁、梁梁道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在农民的窑洞里，和他们同炕居住，同桌吃饭，一同行走在黄土高原的川道中，有时甚至以为自己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以前我虽然也做田野，但考察的都是城镇中的工匠，从来没有那么久地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也从来没有那样深入地了解过农民的内心世界，了解过他们生活中的需求。有人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对中国的文化就不能真正吃透。我赞成这样的说法，而且也有了切身的体会。近七八年来，由于和农民们的长期接触，我的学术追求和学术理想以及对世界的看法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对我近年来许多论文的观点形成，以及近来所写的几部专著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国家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和《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是跨学科的课题，我作为这两个课题的负责人，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全局，具有跨学科的眼光与思考。但在具体深入研究时，我的本意又是多做民间工艺或民间美术的考察。因为人们常说艺多不精，所以在考察中我试图将视点聚焦在一个点上。去了以后才发现，在学者的研究中，我们把所有的文化都按不同的专业分得清清楚楚，但在民间文化中所有的专业又都是纠缠在一起，几乎是难以分离的文化团块。

    在考察中，我常常是住在某一民间艺人或工匠的窑洞里，甚至和秧歌队员们一起走村串乡，一起滚在农民的大炕上。我发现，这些民间的艺人和工匠们，他们是生活在具体的文化空间中，他们所从事的手艺及艺术，与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周围的人和事，甚至与他们的生产方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不能观察这一切，我们就很难解释他们的艺术行为，尤其是民间的这些草根艺术，它们本身就是与艺人们的文化甚至历史连成一片的，如果我们将其单独剥离出来，其就成为了一种没有生命仅供解剖的标本。因此，我的这本笔记是有关陕西民间艺术的考察，但在具体的考察中，视野及所思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事先所限定的目标。在考察中我感受到了生活的脉搏在涌动的历史洪流中急剧的变化，也感受到了艺术在民间文化中的价值与意义。当然，也看到了当今西部民间文化在“资本逻辑”、“市场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各种“权力”和“权威”形成的力量正在重构一个新的民间文化的空间，民间艺术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这本笔记出版了，我首先要感谢的是费孝通先生，因为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那两年，每当我从陕西考察回北京，都要带上考察时拍的照片和录像给他看，给他讲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他每次都饶有兴趣地听着，还不时地打断插话。记得在我到小程村考察时，他生病住院了，一路上我都非常担忧，生怕回来后再也见不到他。回来后，他果真住进了医院，我将我考察时的所见所闻说给他听，但他已经听不清楚了。我知道他一生最关心的就是农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农民如何才能摆脱贫困的问题。现在，在他指导下的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课题完成了，我们所写的，许多记录了当今西部农民的文化与生活的书都在陆续的出版，但他已经不在了。他再也不能用他的智慧的语言和思想为我们点评与指导了。但正如他所说的，他的思想已被融入到了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中，在这里我们还能与他的思想交流，还能在心中不断地纪念他。今年是他100周年诞辰，我们课题的学术成果——《西部人文资源丛书》也将于今年9月举行首发式，这本笔记也在其中，我也希望能借此机会纪念费孝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