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让民族民间文艺作品的大规模调查采录成为可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委都开展了相应的搜集整理工作，在沿海地区诸省市、革命老区、西南中南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等地的搜集采录工作都取得了许多值得赞叹的成绩。特别是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民歌、故事、长诗被发现并整理出版，其中尤以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的搜集采录为代表。——编者
《格萨尔》：从远古走向新时代
降边嘉措
从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到辽阔富饶的蒙古草原；从苍茫巍峨的昆仑山下，到迤逦万里的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到处都流传着一部不朽的诗篇，她的名字叫《格萨尔》。她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堪称史诗之冠；而且她至今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是一部活态的英雄史诗。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英雄史诗，后来流传到兄弟民族地区，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一部口传史诗，《格萨尔》是一份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最忠诚的继承者和最热情的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格萨尔》通过主人公格萨尔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的英雄业绩，热情表达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主题思想。格萨尔降妖伏魔、惩恶扬善，铲除人间不平、伸张社会正义，引起饱受苦难的藏族人民的强烈共鸣。这也是这部古老的史诗世代相传、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格萨尔》的产生、流传和演变，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部落社会和部落联盟，经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农奴制时代，直至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依然在长江黄河源头、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广泛传唱。
黑格尔说，一部优秀的史诗，能够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格萨尔》正是如此，它反映了藏民族的重大历史事实及其基本社会结构，描述了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及其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这是一部形象化的藏族历史，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会历史、宗教信仰、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等问题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因而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尽管《格萨尔》是一部深受欢迎的伟大史诗，却一直没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更没有进入主流文化领域。旧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没有丝毫地位，被贵族农奴主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也没有地位，贵族农奴主轻蔑地把《格萨尔》称作“乞丐的喧嚣”。《格萨尔》在历史上从未有过集中的搜集整理，而一直在民间流传，自生自灭。这颗雪域明珠，被蒙上了厚重的尘埃。
《格萨尔》和藏戏、热巴舞（即拎鼓舞）是西藏的三大民间艺术。虽然很多民间艺人有着非凡的才华，但命运却极为悲惨。在旧西藏，唱藏戏的“娜姆娃”和热巴艺人都要向贵族农奴主缴纳人头税和歌舞税，而说唱史诗的艺人则和乞丐一样要缴纳“乞讨税”。说唱艺人大多出身于贫苦农奴和牧奴或其他贫苦人家，他们四处流浪，靠说唱史诗换取微薄报酬，养家糊口。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许多优秀的说唱艺人默默去世，人亡歌息，致使大量说唱资料未能保存下来，不少珍贵的手抄本、木刻本以及文物古籍都令人痛心地散失了。
在科学意义上，第一批研究《格萨尔》的专著产生在国外，第一个研究《格萨尔》的学术机构在国外建立，最早的《格萨尔》外文译本出自外国学者之手。甚至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出版了30集的《格萨尔》丛书，这是当时国际上最完善的一套整理本。我国在《格萨尔》研究、整理的很多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万农奴和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同时也成了文化的主人。《格萨尔》被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终于显现出真正的光彩。
新中国成立之初，茅盾、周扬和老舍等就对《格萨尔》表示了关注。1958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广大藏族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搜集整理抢救《格萨尔》的工作。1960年，蒙古族著名《格斯尔》（蒙古族地区把《格萨尔》翻译成《格斯尔》）说唱艺人琶杰被授予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让广大说唱艺人和《格萨尔》工作者深受鼓舞。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正当《格萨尔》搜集整理工作开始顺利发展时，却遭到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尤其在十年动乱期间，《格萨尔》被打成“大毒草”，很多优秀的说唱艺人和《格萨尔》工作者遭到迫害，大批珍贵资料被焚毁或散失，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文艺的春天，这部古老的史诗再次表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民族民间文学界的领导同志和前辈专家积极呼吁，首先为《格萨尔》“平反”，同时决定立即开展抢救工作。1980年，国家民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四川召开了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具体工作由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进行。西藏的同志汇报了粉碎“四人帮”后所取得的成绩，重点汇报了西藏师范学院、西藏自治区文联筹备组等部门记录整理扎巴老人说唱本的情况。不久，经中宣部批准，决定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联共同组成《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协调、组织和推动全国的《格萨尔》工作。1983年，在制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六五”规划时，第一次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84年，经中宣部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联组成《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有《格萨（斯）尔》流传的省、自治区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共同完成这一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业。
1984年，在拉萨召开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七省区《格萨（斯）尔》说唱艺人演唱会上，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各民族《格萨（斯）尔》工作者共同庆祝著名说唱艺人扎巴老人79岁诞辰，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和各族歌手引吭高歌，真诚为老人祝福。
现在，一个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学术体系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格萨尔》研究的落后状况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格萨尔》这一学科令人伤心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它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让藏族人民、同时也是让整个中华民族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学科。藏文《格萨尔》已经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其中部分章节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印度、尼泊尔等国文字。《格萨尔》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有藏、蒙古、汉、回、满、白、纳西、朝鲜等民族，包括说唱、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教学、学术研究、组织领导在内的老、中、青三代结合的《格萨尔》科研队伍。著名说唱艺人扎巴、桑珠、玉梅、才让旺堆等人的说唱本正在整理出版，并将继续加大艺人说唱本的记录、整理、出版和研究的力度。它潜在的学科优势、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社会功能，在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建设民族新文化的事业中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对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与《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
郎樱
1965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现在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刚报到，单位便派我赴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图什，参加《玛纳斯》工作组的翻译。那时交通不便，我从北京坐火车五天五夜，途经乌鲁木齐，后又在汽车上颠簸了七天，经过半个月艰苦跋涉，才到达设在阿图什的《玛纳斯》工作组。
《玛纳斯》工作组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政府三方于1964年组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陶阳同志已于当年先期到达，并参加了史诗《玛纳斯》普查与搜集工作，他与新疆文联的刘发俊是《玛纳斯》工作组的组长。由于我学的是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与柯尔克孜语比较相近，他们就让我参加史诗《玛纳斯》的翻译工作。《玛纳斯》工作组的人很多，不仅有参加史诗翻译的柯尔克孜族与汉族的同志，还有多位演唱史诗的歌手。其中最重要的成员是被誉为“活着的荷马”的《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那时，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完整演唱6部《玛纳斯》（19万多行）的大歌手（20世纪70年代，他完整地演唱了8部《玛纳斯》，共计23万多行）。
刚大学毕业便有机会参加史诗采录工作，我非常幸运。那年我24岁，是《玛纳斯》工作组年龄最小的成员。参加史诗翻译的有来自北京的师长、学长，还有来自新疆各地的学者与翻译家。尤其荣幸的是，我能与《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朝夕相处，聆听他充满激情的演唱。他质朴善良，对人和蔼，与《玛纳斯》工作组所有成员的关系都很好。我年龄最小，他对我也特别关照。我在翻译中，有不懂之处，向他请教，他会特别耐心地给我讲解。可以说，与居素普·玛玛依的相识，改变了我的人生。是他引领我走上史诗研究之路，使我倾注毕生精力于《玛纳斯》，并与柯尔克孜民族结下深厚的情谊。
居素普·玛玛依1918年出生于阿合奇县哈拉布拉克乡麦尔盖奇村一个偏僻的山区牧场。《玛纳斯》普查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他演唱史诗的才华。《玛纳斯》工作组就在他的家乡记录他演唱的史诗，他半天劳动，半天演唱史诗，7个月时间里共演唱了5部《玛纳斯》。为了让他集中时间演唱史诗，1964年，他被请到阿图什的《玛纳斯》工作组。我到工作组时，他刚演唱完《玛纳斯》的第6部，在对以前演唱的史诗进行补唱，并演唱其他的柯尔克孜史诗（除《玛纳斯》之外，居素普·玛玛依还演唱了9部传统的柯尔克孜史诗）。
居素普·玛玛依47岁时就是一位大歌手，也是《玛纳斯》工作组中的核心人物。《玛纳斯》工作组记录着他演唱的史诗，翻译着他演唱的史诗。陶阳同志总是鼓励我们说：“居素普·玛玛依是我们发现的最伟大的玛纳斯奇（演唱《玛纳斯》的歌手），通过我们的记录与翻译工作，要将居素普·玛玛依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工作组也邀请过来自各地的史诗歌手在群众集会上演唱，面对听众，玛纳斯奇会根据史诗的内容情节，辅以多种手势与动作，使演唱更为精彩，并与听众互动。
1965年的阿图什，虽然是柯尔克孜自治州州委与州政府的所在地，但那时唯一的道路就是一条不长的土路，街上只有一家干打垒（土坯盖的房子）的杂货点，一家干打垒的饭馆，里面是木顶土墙土地，两张桌子，四个条凳。州政府大院内靠边的一排平房就是《玛纳斯》工作组成员的宿舍，同时也是工作室。冬天买点酥油涂抹在烤馒头片上，夏天买点水果，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最奢侈的享受。居素普·玛玛依不仅要演唱史诗，还要回答6个翻译组（每个组有一名柯尔克孜族同志与一名汉族同志）提出的各种问题。但是他与我们一样饮食简单。那时的物质生活相当匮乏，但是《玛纳斯》工作组的同志们团结一致，勤奋工作，每天夜里北京时间晚10点就要拉闸停电，我们就点起蜡烛继续工作到深夜。居素普·玛玛依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超强度、超负荷地演唱史诗，终于使这部气势磅礴、篇幅浩瀚共计8部23万多行的《玛纳斯》得以传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承担了《玛纳斯》研究工作。《玛纳斯》作为我国三大史诗之一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玛纳斯》是一部口耳相传的史诗，所以，深入田野、深入柯尔克孜牧区，对史诗歌手、听众以及史诗的演述语境进行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就成为我研究《玛纳斯》的基本方法。我主要依据的是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文本，40多年来不敢懈怠，撰写了《〈玛纳斯〉论》等多部论著，发表数十篇论文，对居素普·玛玛依的《玛纳斯》文本来源、传承谱系有了新的认识。他演唱的《玛纳斯》内容古老，语言富于表现力，描写了玛纳斯家族祖孙八代前仆后继抗击入侵者，与各种恶势力进行斗争的事迹，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塑造了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艺术化地展现了柯尔克孜族的古代生活画卷。史诗谱系式发展结构以及悲剧的美学特征，是《玛纳斯》区别于其他史诗的独特之处。
1965年到1966年，我在《玛纳斯》工作组只待了9个多月，但是成员之间的情谊虽历经40多年的岁月却依然温暖如昨。那种纯朴的人际关系特别值得留恋。那是一个只讲奉献、拼命工作的时代，对于我来说，在《玛纳斯》工作组的经历是一笔精神财富，是推动我努力工作的动力，也是我一生最美好的记忆。40多年来，无论是居素普·玛玛依到北京开会，还是我去阿图什、阿合奇做田野调查，我都会去拜访他，向他请教。在长期的交往中，他视为我为女儿，我也已经把他当作慈祥的父亲。2007年4月，我专程去阿合奇县参加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与阿合奇县政府为居素普·玛玛依90华诞举行的隆重祝寿活动。面对90岁的居素普·玛玛依，40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我才走上了《玛纳斯》研究之路。我经常想，两千年前，荷马的出现使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得以存留下来；两千年后，居素普·玛玛依的出现，才使柯尔克孜族伟大的史诗《玛纳斯》得以保存与传承。他们同样功垂青史。作为柯尔克孜史诗研究者，我能与“活着的荷马”居素普·玛玛依生活于同一个时代，并在漫长的岁月中得到他不断的指教，对我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幸运之事。
流淌在血脉里的《江格尔》
斯钦巴图
《江格尔》这部气势恢宏的伟大史诗，产生于我国新疆的卫拉特蒙古民间，随着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人的迁徙，逐渐传播到蒙古国以及俄罗斯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蒙古地区，成为跨国界流传的鸿篇巨制。
《江格尔》是一部以主人公江格尔的名字命名的史诗。它热情讴歌了以圣主江格尔汗为首的六千又十二位勇士，讲述了他们为保卫以阿尔泰圣山为中心的美丽富饶的宝木巴国，同来犯的形形色色的凶残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和英雄主义气概。
与世界其他著名史诗相比，《江格尔》有它独特的结构。许多民族的史诗是以连续的故事情节为主线贯串而成的，有的英雄史诗则以英雄人物的活动为主线。《江格尔》属于后者。它的各个章节都有一批共同的英雄人物形象，并以此为联系搭成它的结构体系。以江格尔汗为首的洪古尔、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萨布尔、萨纳拉、明彦等人物及其英雄事迹贯串各部长诗，使这数十部长诗统一为规模宏大的《江格尔》史诗集群。除了少数几章外，《江格尔》的各部长诗在情节上互不连贯，各自像一部独立的长诗，平行地共存于整部英雄史诗当中。国内学界将这一结构称作“并列复合型英雄史诗”。除了这种总体结构外，《江格尔》的各部长诗也有自己的情节结构，它们都由序诗和基本情节两部分组成。序诗以静态描写手法介绍江格尔及其家乡、人民和众位勇士，基本情节部分则以动态叙事描写他们惊心动魄的英雄业绩。
虽然《江格尔》产生并主要流传于我国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人中，但是由于中、蒙、俄三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发展的不平衡，俄罗斯和蒙古国两国采录《江格尔》的时间要早于我国。尤其是俄罗斯，他们开始对江格尔奇（演唱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民间艺人，蒙古语叫做江格尔奇，他们是《江格尔》这部不朽的英雄史诗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及《江格尔》的采访、记录要早于我国150年。1802年至1803年间，德国旅行家贝尔格曼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发现、记录并发表了《江格尔》两部长诗的转述本，由此揭开了《江格尔》史诗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的序幕。《江格尔》学研究迄今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并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专门研究课题。其间，从俄罗斯卡尔梅克蒙古地区搜集出版了《江格尔》31部独立长诗的数十种异文；从蒙古国境内搜集出版了《江格尔》的不同异文25种。
在我国，记录新疆卫拉特蒙古《江格尔》史诗的工作从一开始就与进步知识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汉族知识分子边垣到新疆参加革命，不久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与他同一个囚室里，有一个名叫满金的蒙古人，是一个业余的江格尔奇。满金经常演唱《江格尔》史诗中英雄洪古尔的故事，以打发囚室里漫长的时间，也以洪古尔坚强战斗的精神鼓舞自己和同伴，鼓起生活的勇气和奋斗的意志。久而久之，边垣记住了其中一部分故事，他出狱后，根据记忆整理出了一部关于洪古尔的史诗。195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边垣用汉语转述、编写的史诗《洪古尔》，1958年作家出版社在北京再版。在狱中，一位热爱《江格尔》的艺人在演唱，而一位热爱人民的革命者在心中暗记，共和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书，就这样诞生了。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我们一直没能与边垣本人或他的后人取得联系。关于边垣、关于《洪古尔》这部书，还有一些疑问到现在还没有揭开。
我国开始大规模搜集抢救《江格尔》，是从1978年开始的，虽然起步晚，但成绩很突出。那是因为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新疆《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政府副主席巴岱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搜集抢救工作。从那时起，新疆卫拉特地区发现的江格尔奇人数达到106位之多，他们少则能演唱一两部，多则能演唱20多部不等，记录他们演唱的《江格尔》史诗长诗有250多部，出版《江格尔》科学资料本、文学普及本、汉语翻译本共计60余种，震动了国际学术界。
随着搜集出版工作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我国《江格尔》研究也随之发展了起来，开始在国际《江格尔》研究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到目前为止，国内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江格尔》的学术论文近2000篇，出版学术专著几十部，召开有关《江格尔》的国际会议4次，赢回了我国作为《江格尔》的故乡所应有的国际地位。
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大众传媒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江格尔》的传承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江格尔奇的数量从之前的100多名锐减到目前的几十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特别的沮丧和悲观。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启动了保护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江格尔》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各地各级政府开始重视《江格尔》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工作，采取各种措施抢救和保护《江格尔》口头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各类机构也纷纷在新疆《江格尔》流传地建立田野研究基地、“江格尔村”等等，以推进《江格尔》研究与保护工作。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关怀下，我国《江格尔》工作必将取得更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