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起来到明天》:“四五运动”精神的典型表现
http://www.cflac.org.cn    2009-09-28    作者:郭青剑    来源:中国艺术报

    “《团结起来到明天》是在1976年4月5日上午10点左右拍的。头天晚上广场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人们愤怒了,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高唱国际歌,从大会堂开始手挽手地走,目标是广场东侧的‘工人民兵指挥部’,那是一个小楼,如今已经没有了。那景象十分悲壮,颇有走向刑场的气概。我赶到他们的前面拍了几张,自己也很感动。这一天是整个活动的高潮,对周总理的爱,对‘批邓’的不满,对‘四人帮’的愤怒,全都在这一天里爆发了。”

    这是著名摄影家吴鹏对自己的代表作《团结起来到明天》拍摄过程的一段回忆。当时正值清明节前后,席卷全国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群众运动最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达到顶峰,自发而来的群众达200多万人次,人们在广场上敬献了数以千计的花圈和花篮,张贴了无数诗篇和悼词,寄托愤懑之情。吴鹏所说的“头天晚上”,也就是4月4日晚,群众运动被错误地定性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于是江青等人下令没收全部花圈和花篮,撕毁悼文,逮捕无辜群众。第二天,即4月5日,几十万人涌向广场,要求归还花圈,释放被捕者。因为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不多,而且当时专业记者们也不能公开去拍,当时在场的许多摄影爱好者也因为形势的紧张而不敢随便拿出相机,所以吴鹏的这张《团结起来到明天》就成了记录下那一天和那个场景的唯一的照片。

    当然,能拍到这张照片绝非偶然。吴鹏说,1976年1月8号,周恩来总理逝世,刚一听到广播他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从那时起,直到4月5日,这期间他去了许多次,可能是当时那批拍照的人里面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尤其是3月以后,几乎天天去。那时他在北京丰台当铁路工人,为了拍照方便,宁可上夜班,也要腾出白天的时间去广场。“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很明白为什么去拍摄的。而且从技术上讲,我已经没有问题了,只要能拍,我肯定能拍到好照片。”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天安门广场拍照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有时有人盯梢,告诉吴鹏别拍了,他就收起相机,过了一会儿,他们看他没动静,就不盯了,这时他又开始拍。尤其是在4月5日前后,吴鹏说有3次他差点被抓走。“4月2日,有个跟了我很长时间的便衣抓住了我。这时围上来好多人,大声说‘不许带人’,‘我们悼念总理怎么啦?’这一起哄,那个便衣也没辙了,只好走开。4月3日晚上,一批士兵和警察在广场把大家围住了。正好我面前站的是个新兵,我就急中生智,大声喊:‘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战士问我:‘干什么的?你从哪儿来?’我说我找自行车呢,那战士就说那你快出去吧。这样我又逃了。还有一次是在4月5日当天晚上,大批士兵和警察突然出现并从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还有南北两侧开始往广场中央收拢。就听见有人喊‘抓人啦’,大家就都跑,而且都是朝着南边方向跑。到了南边时,正好有一辆20路公共汽车路过,警察让汽车赶快走,我就借着汽车的掩护跑出了广场。警察在后面喊‘站住’,这会儿哪能站呢。我一口气跑到北京饭店才敢停脚,算是又漏网了一回。”

    “四五”摄影运动被普遍认为是新时期摄影的开端。在这场运动中,吴鹏等当时的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他们拿着档次不高的相机,里面装着从电影厂里淘换来的黑白胶卷或者是几角钱一个的国产“代代红”卷,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和一双敏锐的眼睛,拍下了数以万计的照片,终于使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没能成为影像的空白。《团结起来到明天》更因为其唯一性而显得弥足珍贵。从艺术性的角度看,这幅照片在动态的生活原型中抓住了瞬间的精华——人们行进中情绪最激昂时,以及取景框截取的画面富有视觉的吸引力。照片题目用《国际歌》中的一句歌词“团结起来到明天”,也很出彩,既是现场实况的生动再现,又是“四五运动”精神的典型表现。正因为如此,这幅作品后来在1979年中国文联、中国摄协、文化部联合举办的“人民总理为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大型摄影展览上以不容置疑的影响力获得了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