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上世纪３０年代到五六十年代革命史题材的宏大叙事文学作品中，苦难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即拯救的、解放的含义

    宏大叙事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也不仅限于文学的范围，它是一种关于理性、启蒙、进步的话语。在我们的历史语境中，宏大叙事更是一种关于解放的话语，是获得主体地位的人们对自身被解放的历史加以神话化的一段历史。它们都与一种社会乌托邦的设想与实施有关。

    与此相关，一种源自西方而流传至今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这种现代性的社会工程已经完成或失效，世界已经进入现代之后的阶段，因而宏大叙事也随之过时。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和社会合理化的建构尚未完成，因此，宏大叙事也好，启蒙话语也好，依然有其历史作用。

    关于启蒙或者关于解放的话语是这样一种叙事话语：它涉及到如何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如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痛苦、冲突及其解决办法。宏大叙事对历史具有一种目的论与连续性的意识，因此宏大叙事也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直线进步式的乐观主义的叙述。但在文化语境日趋多元的当下，这样一种历史目的论已变得极其模糊，历史目的几乎成为一种神话。很多人怀念起文学的宏大叙事，甚至把革命的历史观再次理想化。事实上，与曾经有过的宏大叙事相比，现实生活几乎具有历史上所有的情节与细节，但是不再有直线进步的历史观念，社会的宏伟目标也不再对社会各构成人群都有着普遍的感召力。

    文学总是敏感而具体地涉及到如何讲述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苦难、希望与不满。就其在文学史上的表现而言，宏大叙事可以说是叙述人们遭遇苦难后如何获得解放的一种叙事话语。在近现代文学之前，宗教就是讲述与转化人间苦难与不幸的叙事话语。当这种叙事话语在革命时期出现的时候，它即刻成为无产者解放自身的宏大事业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认为宏大叙事与一种关于苦难以及解放的预言有关，是包含着关于历史进程与历史意义的预言，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关于上世纪３０年代到五六十年代革命史题材的宏大叙事文学作品中，苦难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即拯救的、解放的含义。苦难往往成为人民被授权的标志。在宗教话语，和某些具有宗教性质的政治话语中，苦难是世界之罪恶的见证，受苦的人们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苦难赋予受苦的阶级以改变世界的驱动力，使之成为历史行动的主体，从而完成自身的解放事业。因此宏大叙事意味着一种连续发展的、进步的、符合道德目的的历史观念与话语。在文学中，受难而抗争的个人因成为这一象征而具有历史的、道德的与审美的意义。由于苦难潜在的革命含义，受苦的人们也就能够逐渐觉悟到自身的社会伦理主体地位，并与其历史使命相吻合。《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严志和就是这样一些从受难到拯救、从受苦到解放的化身，他们是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的核心。由于被凌辱与被损害，他们的暴力抗税、火烧衙门就从个人复仇或群体暴力走向更加有组织的革命行动。革命的宏大叙事涉及这样一种社会状况：由于国家权力失去合法性或合法性不足，导致了社会中群体暴力与个人暴力的激增与自我合法化，促使了民众的自我授权。这通常是革命文学叙事前半部的故事。

    就像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中经典情节所表述的那样，由受苦受难而导致的个人复仇或群体抗议并非总是自觉地走向“革命”，或自觉意识到个人命运在历史中的方向。加之他们的经济文化处境，底层社会的反抗总是缘于具体的不公正事态或肇始于某些不幸事件，并没有打算提出制度层面与政治权利方面的总体要求。就像我们通常能够从革命时代的文学如《子夜》《财主底儿女们》等叙述中看到的那样，工人罢工或出于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过低，或出于抚恤金和劳动条件的要求等等。工人要求的是每一个劳动者的现实权利；而运动领袖要求的是工人阶级未来的历史主体地位，而知识分子要求的是人和劳动的超现实主义的哲学与美学意义。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揭示出社会抗议中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动机——现实的与玄学的，利益的和道德的。它们的目标与动机是各异的，虽然在历史的某个时刻达成了抗议运动上的一致，都指向对现状或苦难现实的批判。

    而今，世界各地的苦难与不公依然存在，我们看待苦难的眼光、叙述苦难的话语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颠覆。无论是经济学的语言、新闻传播的语言，还是日常生活的话语，都倾向于分解苦难与痛苦的社会学与政治学意义，人们更愿意以个人的、个体的因素来讲述苦难，有意识地将社会问题分解为个体的事务，比如将社会贫困现象分解为某些个人的技能、知识结构、心理状态等原因，分解为需要专家辅导、再就业培训、心理咨询等问题。

    新时期文学中的主要叙事倾向显然不符合宏大历史观的叙事话语。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不同，９０年代以来，阎连科的《受活》以讽喻的形式表达了苦难的荒诞性，陈忠实的《白鹿原》则以近乎循环论的观点看待人们的苦难命运。尽管有着对苦难与不幸的表达，但他们再也不会像《红旗谱》一样提供解决之道，即提供穷人的社会出路。在某种意义上说，面对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新时期的文学叙事是把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叙述转换为人类学的叙事，表现出一种近似于人类学或民俗学的观点。

    文学与宏大叙事的结盟毕竟是短暂的历史一瞬间，但文学与社会伦理情感之间的因缘却是深远的。关于社会贫困、贫富差异或其它社会矛盾，与文学叙事天然亲和的情感反应与话语方式依然可用，对弱者的同情、对苦难的关切及其情感的表达依然具有永恒的社会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