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３０多年来的变化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速度”。社会生活的飞速变化，我们只有停下脚步才能够感知速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多变的文学和对文学多变的感慨，为我们时代的速度做了形象的诠释。但速度并不意味着一切，我们曾经历的、也是发达国家早１０年甚至２０年就经历过的文学革命，尽管情况并不完全一致，但命运却是相同的：他们也曾只是“掀起了一些自我反省的潮流，结果却失去了读者”。今天文学尽管也依然没有太多的读者，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严肃写作的作家终于度过了文学危险的泡沫时期，真正的文学正在与时代缓慢地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与近年中国独特的遭遇有很大关系，包括全球性问题在内的“内忧外患”，使当下的文学少有欢娱而多为忧思。这种忧思虽然不是针对灾难，但灾难的环境却是重要的背景。从远处说，３０年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积压了众多的问题。作家面对这些问题的写作就不应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故作呻吟，它恰恰是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的镜中之像，是作家情感和内心的真实要求。

    这当然只是一种关于当下文学的讲述，事实上，关于文学不满的声音同时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是，相对批评而言，创作的情况要好得多。对当下文学批评的种种议论和指责由来已久，批评的公共性正在丧失，这似乎成为没有宣布的共识。在我看来，文学批评的现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具体的评论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相当表面化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潜隐在表面化背后的问题。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大概有以下两点：首先是学院的学科体制问题。学科过细的划分，适应了现代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但它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学术机制。在这样的学术体制中，现代教育只能培养出专门家，而难以培养出大师。第二，就文艺学本身而言，从一开始它就是西方的体系。虽然60年来我国文艺学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却基本封闭在一般性的概念、范畴中，限于对西方理论的阐释中，还是启蒙的课堂文艺学。这样，要建立自己的文艺学就只能流于一种情感愿望。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必须密切联系本土的文化、文学状况，从中提炼、概括出自己的理论。

    新世纪以后，对文学批评的议论从来没有如此激烈，无论是普通读者、专业研究者还是批评家本身，不满的声音强大而持久。这种不满或怨恨表面上似乎是由市场经济、商业化、大众文化等问题带来的，或者说由于社会转型或“历史断裂”使一些人感到了深刻的不适。但是，问题可能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商业化，没有大众文化等，我们期待的“多元文化”如何实现？我们期待的创作、批评的自由，其空间将设定在哪里或怎样的条件基础上？需要承认的是，我们对当下的文化生产和文学实践条件还缺乏阐释的能力。我们可能只看到了社会的红尘滚滚，欲望横流，以及精神生活的迷乱或一团糟，并且以简单的批判和不断重复的方式夸张地放大了它，而忽略了变革时期文化生产、传播方式所发生的变化的历史合理性。

    我想说的是，把文学批评的全部困惑仅仅归咎于商业化或所谓“批评的媒体化”、“市场化”、“吹捧化”等等，还没有对文艺批评构成真正的批评。因为那只是、或从来都是批评的一个方面而决不是全部。一方面，义愤填膺的批判特别容易获得喝彩和掌声，它是坊间或“体制内”“批评家”获得报偿最简易的方式；另一方面，这里以过去作为参照所隐含的怀旧情绪也遮蔽了当下生活的全部复杂性。证明过去相对容易些，解释当下却要困难得多。而对当下生活失去解释能力的时候，最简单的莫过于以想象的方式回到过去。事实上，代表一个时代文学水准的是它的“高端文学”而不是末流，同样的道理，代表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最高水准的，同样是它的“高端批评”。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对一个具体的、有成就的文学批评构成真正批评的文字。

    在当下中国，批评的“元理论”已经瓦解，因此在学院批评家那里，文学批评渐次被文化批评所取代。但是，这个倾向出现之后，虽然暂时缓解了我们对“方法”的焦虑，但困境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批评真的就不再需要价值和立场了吗？批评家有自己提供的作为“局外人”的优越和权利吗？当然没有。但是在这种语境下，从事批评活动总是不免犹豫不决充满矛盾。阿诺德在《当代批评的功能》中说：批评就是“只要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东西为大家所知道，从而创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我们的文学批评创造出这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了吗？没有。“内心的困境”带给我们的是“批评的困境”，它们互为因果加剧往复。我相信这不是我个人的体会，当然我也不能确定这个困境什么时候能够摆脱。可以肯定的是，批评和批评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只有在批评中才能获得。但现在的批评常常是，我们说下一句话的时候，忘记了上一句已经说了什么。批评不必成为政治的附庸，同样，批评也没有必要成为创作的附庸。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批评的速度是太快了。我们没有抓住那些“最好的东西”告诉大家，因此也就不能“创自己独特的灵性”（苏珊·桑塔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