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巴金
http://www.cflac.org.cn    2009-07-15    作者:李致    来源:中国艺术报

    我的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是巴老的侄子。

    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们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清朝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这辈,是入川的第五代;我这辈是第六代;我的两个小孙女则是第八代。

    巴老诞生的时候,李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共三大房。我们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镛为首,他有5个儿子。巴老的父亲叫李道河,是李镛的长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亲,叫李尧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尧林,即翻译家李林。巴老还有两个胞弟:一个叫李采臣,在银川;一个叫李济生,在上海。

    1923年,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在阔别家乡18年后,巴老于1941年首次回成都。当时,原来的大家庭早已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生活困难,巴老回来,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

    1942年巴老第二次回家,住了4个多月,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毫不推辞,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即:“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随着年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一辈。

    1955年,巴老路过重庆,打电话找我,时隔14年得以相见。以后这十年,无论我在重庆、成都和北京,巴老经常寄书给我,帮助我在藏书上“先富起来”。巴老给我有50多封信,可惜这些信后来被造反派弄丢了。“文革”迫使我们中断联系达6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重新通信。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喜欢读巴老的书,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去年,有位年轻记者问我:巴金的侄子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什么?我说身份不能带来什么,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巴老一贯重视做人。20多年来,我在这方面写了一些散文和随笔。去年,为庆祝巴老百岁华诞,三联书店为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我的四爸巴金》。

    巴老很看重做人。1941年,他教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事隔52年,1993年我去杭州看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交谈,他第一句话就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巴老这句话,我当成家训,请人书写为横幅挂在墙上。

    巴老对我,除了言教,更多的是身教。我讲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饿死也不出卖灵魂”的骨气。我1973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惊的变化是:巴老满头白发。我问巴老生活上有无困难?他说:“已经告诉姑妈,必要时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国一样,只吃面包。”这次见面,令我最宽慰的是:巴老身体健康,精神未垮。虽然我们不敢深谈,但我能感受到他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他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书——明知无法出版,只为送给图书馆,供人参考。巴老当时平静从容的态度,表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笔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所说:“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

    二是贯串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帮”不久,巴老患帕金森氏症,几次骨折,举笔重千斤。巴老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作。我工作过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选集》(十卷本),最后一本近作结集《讲真话的书》,包括了他重新提笔后的全部著作(共80多万字),我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80年代末,巴老曾对我说,在他做完工作以后就认真休息,好好地看武侠小说。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时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时候?他实际上仍像“春蚕”吐丝一样地工作,说自己“已死丝未尽”,编《全集》和《译文集》,艰辛地为此写跋。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养活自己。他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他不领取工资。“文革”中被冻结的存款,其实是他的稿酬。存款解冻后,仅1982年一次即捐了15万元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对“希望工程”和救灾,他也常请家属或工作人员隐名捐款。当时,巴老在四川出书,不要稿酬,出版社为他翻洗照片,他却亲自到邮局寄还洗照片的垫款。他的另一巨大“财富”即大量藏书,分别捐给了国家的图书馆。

    三是巴老经过认真的反思,坚持独立思考和主张讲真话。“文革”结束后,讲真话的主张,受到广大读者和作家的欢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责。巴老对这些指责十分坦然。1987年4月29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对我来说,我按计划写完《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1988年冬,又写信说:“……(我)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

    去年,《中华读书报》记者祝晓风问我他们三兄弟之间,感情为什么这样深?我认为除了深厚的手足之情外,还因为他们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正如巴老所说:“(五四运动)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被忘记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

    巴老的大哥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正如巴老所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步变成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大哥支持巴老和三哥去南京读书,继又帮助巴老去法国留学。后又鼓励巴老写小说《春梦》(即小说《家》)。大哥在家撑持一房人的生活,他实在承受不住各种压力,终于在1931年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没想到,当巴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4月18日第一版上发表时,告知大哥服安眠药自杀的电报19日下午就到了。大哥不仅一个字不曾读到,连巴老开始写小说《家》也不知道。巴老读完电报,怀疑自己在做梦,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他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路上走来走去……

    上世纪30年代,巴老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叙了大哥的一生。巴老说:“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1956年,巴老在《谈〈家〉》一文中提到他大哥,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巴老小说《家》中的大哥高觉新,以大哥为模特儿,大家都熟悉这个人物,我不多说。不同的是:高觉新没有自杀。我理解巴老的心:他既要给读者以希望,更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本文系2004年作者在上海“走近巴金”系列讲座上的讲演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