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大批革命文化人往香港疏散。1949年，由于我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地解放了各大城市，全面胜利在望，留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又纷纷回到大陆。那年3月，由冯乃超同志率领文艺界同志二百余人，离开香港乘船赴北平。据说不久即将召开第一次文代会，乃超同志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我们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翘首期望着大会的召开。

    5月初，作家林林同志来我家，我不在，他留下一张纸条，写的是“王琦兄，北平来电，邀请你参加文代会，请即去荃麟同志处会商此事。”邵荃麟是香港党组织文艺界的主要负责人。我去到他家里时，见到除林林同志外，还有司马文森、洪遒、陈残云等同志也在座，大家都在谈有关文代会的事，他们都是代表，但都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前往参加这样的盛会，感到非常遗憾。我也是同样情况。据统计，在香港的代表中，有37位都不能前往北平参加大会。

    在7月2日（也就是文代会开幕那天）晚上，由荃麟同志召集留港的全体代表，在“恒社”（文化人经常聚会处）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大家在十分热烈、活跃的气氛中，畅谈对文代会的感想、希望或建议。意见都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希望在这次大会上能制订出一个有关文艺问题的总纲领，作为今后文艺工作的指针；二是希望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一个综合性的文艺组织（即中国文联），以便于统一领导今后的文艺工作。而且许多同志都认为郭沫若、茅盾、周扬是这个组织最恰当的领导人选。会上还决定由在港37位代表联名向文代会发出贺电，电文如下：

    “北平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欧阳予倩冯乃超转文代大会。我们以衷心的欢快和至高的敬意，恭贺这一中国文艺史上空前盛会的开幕。我们虽因交通阻滞或工作牵连不能出席，但一致拥护大会团结进步的精神，愿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而努力奋斗！”

    从第二天起，我每天都十分注意报纸上有关文代会的报道，凡是有关文代会的重要报道和文章，我都认真阅读，有时还与友人一起讨论、学习。这时，仿佛自己也就在北平文代会会场上，和那些在座的代表们一起热血沸腾，共呼吸，共进退。

    我们的希望和估计都实现了，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国文联宣告成立，郭沫若当选为主席，茅盾和周扬当选为副主席。司马文森特约我为三位领导人画了三张素描像，刊发在他主编的《文艺生活》杂志上。

    那年11月，广州解放后不久，我和几位同志护送我们集体创作的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去广州。在华南文联，才由文联的同志把北平文代会送来的代表邀请函、代表出席证、一枚纪念章、一本厚厚的文代会纪念文集、一套“人民文艺丛书”转交给我。当时我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收下这批珍贵的纪念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