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东美协的十年
http://www.cflac.org.cn    2009-06-16    作者:    来源:中国艺术报

潘鹤(广东省美协名誉主席)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我迫不及待地坐上首班火车从香港回来了。那时,广州华南文艺学院正在招收“革命文艺学员”,我一看是“干革命”的,又是学艺术,二话不说就报了名。进去后才发现,其实是招文艺干部,是要来做事的。当时,欧阳山任学院院长,同时也是华南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他知道我之前搞过10年艺术创作,就把我调到华南文联编辑出版部做代组长,负责《华南文艺》和《华南画报》的组稿和编辑。

    当时,由于文联刚刚成立,各文艺家协会也还没有建立,稿源很缺乏,我只好动员社会力量投稿,实在不够就自己写。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写稿,只能发动接受进步思想的人写稿。我们一个月开一两次座谈会,讲党的文艺政策,逐渐把社会力量发动起来,投稿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从1950年开始负责组稿,其间又到过工厂、邮电总局主持“三反”工作,回来后继续干,直到1953年,黄新波组建广东省美术工作室(广东美协前身),把我调去帮忙。我和何克狄、黄安仁专门负责美协的学术活动,发通知、搞刊物、帮报纸约稿、开讲座、传达文艺政策、联络会员,跟现在协会一样,偶尔也创作一些宣传画、连环画、年画。

    1953年9月,黄新波推荐我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广州还未解放,我还在香港,现在可以参加了,心里当然充满期望。在香港期间,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知道共产党很重视文艺、美术的作用,让我非常向往,所以广州一解放我就赶紧回来了。记得当时苏联很重视雕塑,我也期望着雕塑能在中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参加第二次文代会的人大部分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年轻的很少,我算其中之一。最多的是从延安回来的艺术工作者、老干部,个别从香港回来的进步人士,美术类的以版画家居多,像黄新波、胡一川、李桦等等。当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到会接见代表,毛主席还主动过来跟我们握手。会议气氛热烈,看得出文艺界相当团结,让我觉得在新中国搞雕塑是很有前景的。

    1957年文艺整风,我主动申请下放高要新桥乡接受改造。到农村后,近距离地接触工农生活对我的思想观点、立场、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有很大影响。我知道了哪些是劳苦大众讨厌的,哪些是他们喜欢的,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没用的,更重要的是,让我更加尊重劳动者了。

    1959年,我到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雕塑工作,回来后才知道上级把我调到新成立的广州美院当老师,就这样结束了在广东美协工作的日子。回想这十年,从追求艺术的角度来讲,这些经历是千载难逢的锻炼机会,是我所有艺术创作的源泉。

    (采访整理:黄栩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