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创作《西藏组画》时，陈丹青只不过是一个外来的“他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油画中传达给观众以藏族群众最质朴的力量。这正如1834年，德拉克洛瓦在阿尔及尔旅行之后创作《阿尔及尔妇女》，唯美地描绘出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景观，让表现对象在陌生化的情境中重获美学生命。在一定意义上，画家、观众与对象的距离，促使艺术进入布满想象的奇妙意境。无论采取古典、现代还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藏族题材总体上已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绘画史上形成了完备的图像系统，并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里生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不少画家深入藏族聚居区考察、采风、写生，创作了《藏女负水》（吴作人）等，这段时期画家对藏族题材绘画大多基于对人性的讴歌。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民族大团结和藏族民主改革运动成为主题，作品有《中华民族大团结》（叶浅予）、《春到西藏》（董希文）、《百万农奴站起来》（张方震）等。“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初，藏族题材绘画全面深入藏族同胞的新生活，新老画家纷纷把目光转向藏族聚居区，创作出面貌全新的作品，如《扫雪》（吴长江）、《雪山雄鹰》（吴山明）、《若尔盖的季节风》（艾轩）等。改革开放至今，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杂合交织，形成了中国艺术界特有的繁荣景观，藏族题材的绘画也出现了更为繁复多变的形态，除传统架上绘画外，还出现了观念艺术，如《降吉祥》（吕胜中）等。

    藏族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神圣的文化尊严，艺术家审慎地发掘着这份精神宝藏，探求最恰当的途径让其文化意义得到彰显，带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