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北魏造像笔法入篆探微
http://www.cflac.org.cn     2009-04-10     作者:李建春     来源:中国艺术报

    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崛雄强,别出时俗。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印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之谦是继邓石如之后在小篆上又一位有创新的书法大师。所作篆书受包世臣《艺舟双楫》中推崇北碑以及“钩捺抵送,万毫齐力”的主张,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掺以魏碑笔意,具有无与伦比的独创性,激烈动态的笔触中蕴涵着微妙智慧的笔法。循着赵之谦身世不遇的人生轨迹,努力捕捉其性格特征、创作情绪、心理活动,从而对其北魏造像法入篆(仅指小篆)探微,以获得对其书风的全面理解和有益借鉴。

    一、精心研习,以北魏造像法入篆,法备理通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曰:品藻流别,有条理焉。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指出:学书未有不从规矩而入,亦未有不从规矩而出。赵之谦以北魏造像法入篆与当时众多有影响的书家掀起碑学之风,与其身世、性格特征均有关联。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就极力推崇北碑,对南北朝碑有“十美”的评述:“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赞曰:“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特别是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同时“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拘局”(何焯《义门先生集》)的书写特点也正好迎合了赵之谦不受拘局及自由放达的性格,赵之谦的北魏造像法入篆可谓法备理通。

    所谓北魏造像法,是指北魏时期当朝大力提倡佛教而开凿的各类造像题记笔法,是北魏的书法宝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由于造像规模大,题记数量多,工匠们采取直刀切入的方法刻凿文字。主要表现在用笔以侧锋取势而造成的方笔效果,横画尤为突出,不讲究逆入平出,亦无回锋,至笔画末端便戛然而止。这种字体,行笔迅起急收,点画峻利,转折处多以侧锋取势,具有内圆外方、钩超力送、撇捺重顿之特点。

    清代善篆书者以邓石如为第一,在赵之谦的时代已成定论。其他如王澍、钱坫、孙星衍等篆书高手,皆重玉筋篆,乏变化,不合赵之谦性格,故不为赵所重。赵之谦的篆书在初习邓石如隶法作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造像题记与摩崖刻经之笔法,取丰碑和造像记的方峻棱厉、墓志铭的蕴藉妍美、摩崖书的雄伟奇绝,巧妙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结构美。他在以北魏造像法入篆时,抓住篆书的起讫处以造像之方法起笔、收笔,在提按中使锋芒得以微妙地显露,其间气机流宕,这种巧妙的糅合、酿造,正是赵之谦追求的匠心所在。

    二、师古不泥,以离俗自歌的性格写篆,别具一格

    赵之谦的篆书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赵之谦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赵撝叔之罪也”。张宗祥在《书学源流论》中评价:赵得力于造像而能明辨刀笔,不受其欺;且能解散北碑用之行书,天分之高,盖无其匹。独惜一生用柔毫,时有软弱之病。王潜刚《清人书评》中说,赵之谦“篆书曾见数幅,用笔轻隽少沉着,未尽平直。且以刻印之法写篆,印人之习往往如是,终究有风姿而少古意”。向焱在《妻岳楼随笔》中的评价较为客观:“赵初师颜平原,后深明包氏钩捺抵送、万毫齐力之法,篆隶楷行,一以贯之,故其书姿态百出,亦为时所推重,实亦邓派之三变也,而论者至指为北碑之罪人。则又不免失之过苛。”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论道:把森严方朴的北碑,用婉转流丽的笔法行所无事地写出来,这要算赵之谦第一副本领了。他也是取法邓石如的。不过他没有邓石如那般魄力,所以他的作品,偏于优美一方面,拙的气味少,巧的成分多,在碑学界,也不能不算一种创格,虽然有好多人不很赞重他。

    按照正统的中锋笔法的标准来衡量,赵之谦用笔可谓“不合古法”。但正是这种离俗自歌的独特性,使赵之谦在继承和发展邓石如书法的基础上成功地融入北碑造像法,充分展示其非凡的创造力,使线条的书写性格得到凸显。尤其是其代表性的“折锋”,不像一般逆着下笔的“折锋”,而用顺着下笔的“折锋”来处理起笔,因此产生了强烈的立体感,极富装饰性。

    对于赵之谦气体靡弱的问题,笔者认为,赵之谦作为一代书法大师,并非无法做到笔力倔强张扬,而是意在摈除碑版中的刚戾之气,矫正当时学碑易见的作字积习,由形势转向韵致,由俗返雅。这也许正是赵之谦的性情使然。清刘熙载《书概》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赵之谦天资敏锐,学问品德极高,据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记载:“自两岁即能把笔作书,读书过目不忘,又好湛深之思,故凡经史百家、名物之赜、性道之微,无不博览旁通,得其穷要。既治许氏说文解字,又博求商周吉金,汉后隋前诸乐石,以穷六经之支流正变。古文奥衍,与周双庚以奇古相尚,晚与江都汪中、仁和龚自珍、邵阳魏源为近。骈文尤伟丽,有六朝人风度。”而赵之谦“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的道白正好透出其不死守一法,更不拘于某家某体,甚至某碑的性格。

    赵之谦54岁时为弟子钱式临《绎山碑》册时道出了他内心写照:“《绎山刻石》北魏时已佚,今所传郑文宝刻本拙恶甚。昔人陋为钞史记,非过也。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觰甫。熙载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钱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邓法书绎山文,比于文宝钞史或少胜耳。”从文中我们不难看出赵对邓的师承与崇仰。然而,赵却不死守邓法,而是化人为己用。他甚至毫不掩饰地对书法上的天分、人力与邓、包、吴作比较:说邓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分三人力七;吴让之天分一人力九;自己则是天分七人力三。凭天分则在诸人之上。他甚至认为经过努力,除却“起讫不干净”五字病,则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我们循着他的内心活动轨迹,不难看出其师从邓石如,但绝不拘泥于邓,而是要超越邓。可见,书法风格充分体现了书家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情感。

    三、富于创造,以巧妙的结构作篆,形美感目

    赵之谦复杂深邃、刚毅不屈和雄浑奇崛的书风、巧妙的结构给人以心灵的感动。纵观赵之谦的书法具有庄严雄伟的气派,他用笔横轻竖重,笔力雄强而有厚度;在结构上方正茂密,方中呈圆。竖笔向中略呈弧度,刚中有柔,富有弹性感,兼以笔画重,力足中锋,更增加他那气势宏大、圆润浑厚的美感。其篆书作品,有时虽然有些渗墨现象,但其锐利的笔锋所表现出来的美妙感觉,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

    理论界通常把赵之谦的书法生涯划分为形成、转型、充实、完成4个时期。30岁左右学习颜真卿的书法是起步期。其间倾心准备科举考试的姿态在书风上也有所体现。三十五六岁是转型期,书风稍见方劲,接近石刻。他的热情和雄心把间架结构的“法”作为第一要义,不局限于学术性很强的唐法,开始涉猎北魏时期的书法;受邓完白入室弟子包世臣所著《艺舟双楫》的影响,创造出了被称作赵之谦北魏书法的独特新体。从50岁左右一直到晚年是完成了独创的书体,并发扬光大的时期。入笔常以方笔,行笔时又多有提按,收笔时有出锋,故笔画既显得婉曲有姿媚,又不失刚健有力,将结构美化到了一个极致。

    有灵有肉的生命形态,如果没有内在的风神韵味,而徒备其表,就无美可谈。王僧虔《笔意赞》提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鲁迅先生说过,书法具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赵之谦篆书窄长的形态所表现出的美感,仿佛一个秀丽的女子跳芭蕾舞般婀娜多姿,又不失力度。古代书家一致主张“为书之体,须人其形”。我们从篆书窄长的形态美中悟到了芭蕾舞演员把足尖踮起的内涵。篆书作为长形的艺术造型,把刻画的重点放在上部,这种上密下松的布局,正可从人体的结构中找到启示,从而对篆书结体去作更加完美的黄金分割。

    四、自由放达,以只将艺事视为小道的心态构篆,气韵生动

    赵之谦一生追求仕途,虽然身世不遇、生活坎坷,但始终没把艺术作为生存的手段,只将艺事视为小道。其艺术态度正如孔子所说,“行有余力,则以学之”。他曾调侃道:“何道州书有天仙化人之妙,余书不过着衣吃饭凡夫而已。”这反倒使他放得开,即以一种较轻松的甚至“玩”的心态对待艺术,少有顾忌,少有程式,少有拘束。如他在44岁时,一经吏部选中,就“画不多见”,对于篆刻更是“暂不奏刀”了,唯以书法为日常应酬。

    赵之谦书论不多,在他的《章安杂说》中的一句名言对于当前倡导“民间书法”者,不啻为天籁之音。他说:“书家有最高境界,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三岁稚子有自然本性,而绩学大儒能自识本性。一个艺术家不管其技法锤炼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其学问涵养到何等境界,始终应该保持纯真的眼光和鲜活的感受,以摆脱传统的成见陈规和被外界熏染的束缚。因此,赵之谦在构篆中“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放豪之外”,达到了风神兼备的效果。

    黄山谷曾说:“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刘熙载指出:“高韵深情,坚贞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姚配中认为:“书之大局,以气为主。” 董其昌明确主张“学古”必须“能变”。赵之谦以他的书法实践将碑与帖两种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进行合乎书法之道的美学趣味的再构造,可谓情景交融、富有诗意。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大局”和“妙”处;看到生动的气韵、飞扬的神采以及空间余白所构成的幽深而旷远的意境。不啻给一味地“崇南贬北”和“崇碑黜帖”之流当头一棒。

    蔡邕《笔论》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善用笔者必强调变化,丰富多变的笔法将给书作增辉,而单调乏味的用笔,则像王羲之《书论》中提到的“平直相似,状若算子”一样,失去书法的韵味。赵之谦以其过人的胆识引北魏造像法入篆,正是对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要旨的一次突破,为我们创新篆书技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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