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闹市区大慈寺的茶室里，随着四杯竹叶青慢慢泡起，喧嚣也渐渐散去。虽然已经77岁，但流沙河的思维依然清晰，在他那带着浓重川音的幽默话语中，我们展开了对他的采访。

    记者：1957年您参与创办《星星》诗刊，并发表散文诗《草木篇》，由此为诗界、文学界瞩目。但《草木篇》不久就遭到公开批判，您也从此时戴上“右派”的帽子，并且一戴就是20年。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您怎样看待那段人生经历？

    流沙河：我是1957年26岁的时候因创作《草木篇》受到批判，接着不久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右派”。但我没有受过太多的批斗，没有坐过监狱，也没有去劳改。刚当了“右派”之后，就到四川省文联的农场去干活，那里没有很繁重的活。三年之后又去了四川省文联的图书资料室管理报纸，在那里支了一张床，住了下来。当时资料室的书库里有很多书，都是属于“封资修”一类的禁书，不准摆出来。我在书库里过得非常安稳，每天忙着自己的事情，看着自己喜欢的书。

    1966年“文革”爆发后，就有人向四川省文联提出质问，你们为啥子把一个大“右派”留在机关里管报纸。文联领导一看，赶紧让我回了老家进行劳动改造。我的老家是一个小镇，现在属于成都市的一个区，原来是金堂县的县城所在。在那里我呆了12年，前6年是锯木头，把很粗的木头锯成木板。后来我身体不太好，就向管我的人提出请求，于是开始做木箱。这种木箱是用来装锉刀的，一个木箱平均要装几十把，所以要求钉得很结实。因此，我要在每一个木箱上钉140多个钉子。我在家乡的时候，每天早上需要很早就出去劳动，不敢有一点懒惰。当时镇子里的革命群众，看见我每天很早就背着一个大背筐，牵着孩子去干活，认为我这个大“右派”每天都在认真劳动，所以也就没有为难我，批斗我。很早被定为“右派”，救了我，也救了别人。要是我没有被打倒，成为“造反派”，肯定比别人整我还要狠。

    记者：您被定为“右派”20年后得到平反。这样漫长的时间，是什么支撑您走过来的？

    流沙河：1978年国家对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帽子，我这顶帽子一直戴了20年。但准确地说不到20年，是20年还差五六个小时。1958年5月6日，我被宣布开除公职，留机关监督劳动，戴上“右派”的帽子。1978年5月6日，我摘下帽子。不过戴上帽子是下午三点多，而摘除帽子是在早上九点多。

    许多事情是预料不到的，如果在1958年我戴上“右派”帽子的时候有冥冥之神告诉我，流沙河，你这个帽子要带整整20年，那我就没有勇气活下去。20年，好漫长呦，所以不知道反而好一些。我有一个爱好，就是读书，一切书我都爱读。上世纪50年代，我钻研《说文解字》，当了“右派”后又开始钻研《诗经》、《楚辞》、《庄子》。后来书被抄家抄光了，没有书读了，那真是苦。平反后回到四川省文联的第二天，我就赶快跑到机关图书资料室，在书架上找书看，发现好多书都没得喽。突然看到了一本书，拿在手里一翻，发现书后面借书的卡片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很感慨。可以说书不仅充实了我，而且挽救了我。那个时候，我读了很多书。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诗歌非常受欢迎，涌现了很多诗歌作者和诗歌刊物，您也在这个时期重新开始创作，并且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出现这种情况是和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流沙河：是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诗歌之所以那样受欢迎，是和当时的特殊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让诗歌创作断了，而改革开放后，突然又可以写诗歌了，大家觉得很兴奋，而那个时候其他的新兴文艺形式还没有进来。就像人在黑房子里呆的时间长了，突然有一点娱乐活动，就会很受大家欢迎。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电视等新的文艺形式，人们对诗歌的热情就慢慢衰退了，阅读的热情也慢慢衰退了。

    记者：随着诗歌的受欢迎，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诗歌刊物，《星星》诗刊就是其中之一。

    流沙河：当时，诗歌类刊物很多。但是最有影响的是北京的《诗刊》，发行量很大，而《星星》诗刊有它的一半，最高时在五六万份左右。平反后，我回到四川省文联在《星星》诗刊做编辑。当时的主编是白航，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他胸襟开阔，为人善良。当时编辑部里年纪大一些的编辑有几个，大都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做编辑工作的，编辑任务比较重。白航就把本地区的一些喜欢诗歌写诗歌的年轻人请进编辑部做编辑，这样他们既可以协助做编辑工作，也可以提高自身的诗歌创作水平。那个时候大家工作很投入。白航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所以编辑部门的氛围非常好，这段时期也是我一生的工作生涯中感觉最好的时期，没有任何争斗，只有在那里认真工作。白航很信任大家，很多事情都放手让大家去做。那时候，在文联办公的大院子里，唯有《星星》编辑部里每天都是欢声笑语，来访者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是要把稿件亲自交给编辑，有的是专程来看看刊物的编辑，这些人有本地的，也有外省的。当年编辑部收到的稿件很多，每天都是两大麻袋。这些诗歌作品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达对过去那个年代的反思，一类是表现对新时代的歌颂。每天大家的工作量很大，但都非常快活。我在星期天的时候还要工作，因为我除了阅读来稿，还负责一个专栏的写稿。这个时期新诗呈现出一个很活跃的景象，诗歌的热潮反映出了时代的剧烈变化。

    记者：《星星》诗刊在一段时期，有个比较鲜明的特色，就是开辟专栏介绍台湾诗歌，您由此和台湾诗人余光中认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您的眼中，余光中是一个怎样的人？

    流沙河：1982年，我在《星星》诗刊做编辑的时候，开辟了专栏来介绍台湾的诗歌，好多台湾的诗歌作者也把自己的作品寄过来，他们的诗歌写得很好。我非常喜欢余光中先生的诗歌，写了很多评析他诗歌的文章。余光中先生是教授，他创作诗歌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我在大陆很关注他，他在台湾和别人交谈的时候，也会常常说到我。我还给他写过信，他也给我回信。我和余光中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93年，当时他是第一次到成都来。余光中先生平时的言行举止很保守，很稳重。但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和爱人到飞机场去接他，他很高兴，过来和我拥抱。余光中先生很严肃、很传统，不苟言笑，但他讲话很幽默诙谐，把别人逗笑了，他自己却不笑。他讲话的声音很低、很细，也没有手势，和大陆人讲话有很大区别。一看到他，就会想起小时候老师对我们的要求，端端正正地坐着。1993年后，我们的接触就频繁了。余光中先生到成都来，我就带他去吃成都的小吃。每次在一起，我和余光中先生说话，我的爱人和他的爱人讲。我们在一起说得最多的话题是古典诗词。

    记者：您曾经说过，您的作品不能算好诗歌，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流沙河：以前有出版社和我提过，希望我把自己的诗歌精选出版，我不同意，因为我不欣赏自己的诗歌。我的作品有几大缺点，首先是有极大地为政治服务的热情，其次是我的诗歌太重视普及了，写作的时候生怕别人看不懂。如果我的诗歌中有哪首稍微好一些的，也只适合朗诵，不能被别人细细琢磨。一首好的诗歌要能经得起人细细品味。这也是我后来不写诗歌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热情转移了。有人说，流沙河，你的诗歌初中和高中课本中都有，这不就证明你的诗歌很好吗？实际上是因为我写得很浅，比较适合学生们阅读。如《那一只蟋蟀》运用了一些典故，显得有韵味一些，但语言还是不够精妙。

    记者：您慢慢停止诗歌创作后，开始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

    流沙河：我已经好久没有和文学有关系了。在上世纪80年代，我还写过一点点诗，进入90年代后，写过讽刺性的《庄子现代版》、《Y先生语录》等作品，后来还写了一些杂文。现在所做的事情和文学相去甚远。目前我的主要工作是写书稿，还有两本书没有完成。一本是《解字》。《解字》研究的对象是比较常见的几百个汉字，准备把它们的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形态拉通来讲，例如这个字分解开是哪几个部分，起初的字义是怎样，形态怎样变化的等等。这本书讲究知识性、学问性。还有一本是庄子的演讲稿。在几十年前我就已经开始研究古典文学，那时候对《庄子》非常爱好。去年，我在成都图书馆开了《庄子》的讲座，每个月讲一节课。讲座很受欢迎，每次讲座的时候图书馆的座位都坐得满满的，大家都很专心地在那里听。现在我的眼睛不大好，不能连续工作两个小时以上。每次工作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找些别的事情做，比如，去超市买醋啊什么的，然后再回来写。我会抓紧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