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联、四川省作协近日在成都举行了四川文艺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省作协主席马识途，省文联主席李致，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黄启国，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吕汝伦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文联党组副书记陈黔鲁主持会议。阿来、沈伐、廖全京、黄万品等各门类著名艺术家代表8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大家畅谈了改革开放对自身成长和文艺创作的影响，展现了30年来四川文艺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编者     

    以人为本是文艺创作的核心

    马识途（四川省作协主席）：30年来，我们之所以取得一个个胜利，归根到底靠的是改革开放。30年前，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和一批睿智之士，痛彻地反思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所走过的弯路，拨乱反正，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一条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新路。从此，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四川文艺界要认真学习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必须和自己的创作、研究和工作实践结合起来，调查研究，反思总结，找出实现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道路。我现在已是94岁的老人，在四川文艺界也担任领导40多年。反思建国后的20多年，四川的文艺和全国的文艺一样，一直在飘摇，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进，直到文化大革命，办了许多错事，错待了许多文化人。在那样的大环境中，文艺家很难有突破性的创作。这一点至今想来还心有余悸。我觉得值得我们反思总结的事情很多，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认真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中做实事、做好事，这是文艺创作的核心。

    坚守文化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阿来（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还是20来岁的年轻人。30年来，我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发展、变化纠缠在一起。我觉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四川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有非常强的使命感，为国家出现的新的变化，为民族出现的新的生机，感到非常鼓舞。那时，作家们坐在一起，很多时候在谈论国家大事、结合国家大事的背景谈论我们的文学。我记得当时反思我们自己的文化、反思我们四川文学的处境，提出一个概念，叫作“盆地意识”，就是从几个作家、批评家的对话里提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反思了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种反思的精神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80年代四川文学里很可贵的精神。今天四川文学的主要作家和中坚力量就是在80年代这样一个精神氛围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成功其实跟改革开放之初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基本的思变、实事求是、反思的精神连接在一起，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年来，文学界自身思变的、觉得自己在参与社会改革进程的，觉得我们所做的文化工作是对中国的未来和民族精神的构建有作用的意识在退潮。现在大家说文学边缘化了，不在中心了。我倒觉得文学在中心是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世界本就是多中心的。如果一个人热爱自己的职业，热爱自己的工作，觉得它是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它的价值比我们觉得现在在中心的东西更能持久的话，这种边缘化的感觉不知从何而来？文化与别的东西在社会上存在不同的职能，许多文化人在自我定位上也强烈认同这种边缘化，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进一步彻底边缘化，这是我不太想得明白的事情。这种思想一旦形成，再来谈文化人的社会担当、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能了。孔子就很边缘化，但那时候他内心关于人类的理想，关于文化的理想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文学在形式上不在主流，边缘化并不等于精神和人格的矮化。但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我们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精神和人格矮化得很厉害，如果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形成的文化氛围中，要进一步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那种传统是很困难的，而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当然可以出一些作品，但是，要出真正大气的、对时代有建设性的作品是很困难的。在东部发达省市，过去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更为发达的地方，可能文化上更溃不成军，但是情况恰恰相反，那些地方的文化人反而有比我们西部地区的文化人更强的独立意识和自我建设意识。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文化界、文学界一定要在精神上自我建设，不自我矮化，树立国家、民族的观念，尊重自己的职业，在文化人身上找回我们曾经的非常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文化的使命感，文化人的责任感，甚至最重要的是文化人自身的尊严。

    继续追求人的解放和文的解放

    廖全京（四川省剧协副主席）：改革开放是一次大解放，归结为一点就是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就我们四川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情况来说，确实如此。我跨文学和戏剧两行，亲历了这个过程，深刻地感到，没有人的自觉就没有我们四川文学的今天，也没有四川戏剧的今天。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人的解放，而1978年根本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有了人的解放才有文的解放，也就是文学文本和舞台剧本的解放、舞台表演的解放。以四川魏明伦、徐■、谭素为代表的戏剧家，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没有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给他们创造了自我解放的条件。不是他们不得了，而是时代不得了。这个时代对人的解放的强调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文艺界本身。

    现在，还要不要继续解放人、还要不要继续解放文？现在我们文学在自我取消、自我矮化，我们戏剧也在自我取消、自我矮化，好不容易站起来，好不容易获得心灵的自由，但是我们有时却在自我放弃。这种放弃是两方面的，1978年以来，我们认识到一条很可贵的原则，就是文艺不脱离政治、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两点都不可偏废。现在我们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有人忘记了不脱离政治，有人忘记了不从属于政治。文艺是独立的，当然，这种独立是相对的，只有获得相对的独立，你的文艺才站得起来。文艺不脱离政治，但是文艺不从属于政治，我觉得应该重申这一点。这是一个方面，从我们作者本身来说，有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是自我矮化、自我奴化，现在我们很多电视剧写的不是解放哲学、不是人的解放，而是人的进一步奴化，宣传皇权思想，美化帝王、宫廷的阴谋、权变，而且大行其道，我觉得这些作家是没有良心的作家。这是我的隐忧。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重新焕发我们作家对于自由、对于人的解放、文的解放的新的渴求，我们的文艺才有希望。没有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不可能有文学艺术的真正解放。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应该重申邓小平同志的两句话，一个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是文艺不脱离政治，文艺不从属于政治。艺术家要有自己的追求，如果完全自觉地把自己变成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期政策宣传的工具，那你实际是自我取消文学艺术，我认为这样不配成为文学家和艺术家。

    音乐真正走向大众

    黄万品（四川省音协名誉主席）：改革开放30年，迎来了音乐艺术繁荣发展的好时代，四川省音乐事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是在社会音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让音乐真正走向大众。四川省音协这些年搞了不少社会音乐活动，如“蓉城之秋”音乐会及评奖、“春熙放歌”活动等，影响面大，办出了特色。第二，在各层次音乐教育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四川音乐学院为龙头的音乐高等教育学院、学科遍及全省。在普通教育中音乐课得到重视，国民音乐素质得到加强。第三，在音乐创作和表演上，大量的四川音乐家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奖，出现了像李云迪这样享誉世界的音乐家。最后，在音乐交流方面，四川省音协也积极主动地与国际国内建立广泛联系，每年都有上百人的交流往来，大大促进了四川音乐的繁荣。我个人也是参与者和受益者，我培养的学生有的成为了四川音乐学院的领导，有的是全国乃至国际金奖的获得者，我的作品也在欧洲获得了演唱金奖。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30年，也就没有我自己今天的成就。

    永不停步地走下去

    沈伐（曲艺家）：我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谐剧也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最近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召开了表彰我从艺50年的庆祝会。我这50年，前十年学习舞蹈，再十年浪费了，恰恰是剩下的30年学习谐剧赶上了好时代。1976年，我调到省曲艺团跟随王永梭老师学习谐剧。从1978年到现在是我最辉煌的30年，也是我最幸福的30年。谐剧这个四川特有的艺术形式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得到很大的发展，我与一大批谐剧工作者创作了很多在全国都很有影响的作品。我是第一个把谐剧带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谐剧的今天，就没有我沈伐的今天，我愿意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在继承和发展谐剧的道路上，永不停步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