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前，杂技主要是技巧的表演，它在艺术性的发展上是不完全的。今天来讲，杂技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每次谈起杂技剧《天鹅湖》，改革开放的大背景都成为中国杂协副主席、广州战士杂技团艺术指导宁根福所“义不容辞”的话题。从艺５０余载，这种“义不容辞”里五味杂陈，宁根福似乎无暇梳理。他的感触直指艺术的本体，即“杂技剧《天鹅湖》形成了特有的表演形式，形成了类似于舞剧、歌剧、音乐剧那样的新的艺术样式，把这种艺术创新理解为文化创新，更有利于认识其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早在２００３年，当杂技剧《天鹅湖》还是雏形阶段的节目《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时，就有媒体惊呼它“引发了一场杂技的革命”。后来的杂技剧《天鹅湖》印证了这一点：自２００６年３月份赴俄罗斯举行全球首演之后，它不仅在７０多个国家、近２００个场次的演出场场爆满，更获得了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和２００７年第十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优秀剧目奖等殊荣；２００８年４月，杂技剧《天鹅湖》又毫无悬念地获得了第七届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二次全国杂技比赛剧目金奖。在这个过程中，宁根福是亲历者，是见证人。如果把这种身份放到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杂技发展的纵横坐标中，其分量无疑更重，对认识杂技剧《天鹅湖》的“价值和意义”也陡然增加了历史的厚重之感。
改革的春风带来了创新的梦想
５岁学艺，７岁登台，从１３岁进入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至今，宁根福从学员、演员、分队长一直到担任团长、艺术指导，这样的履历使他的艺术生涯天然地带有“史”的印迹。“我从小就感受到，觉得杂技没有什么地位。”宁根福并不讳言，在国际赛事上，甚至还出现过芭蕾舞铜奖获得者不愿意跟杂技金奖获得者同台领奖的事件。这个“刺痛”曾激发了一大批杂技人投身到杂技创新的行列中，提升杂技的艺术美感、文化内涵成了他们的艺术梦想。宁根福坦言，杂技剧《天鹅湖》的创排，既跟他对杂技艺术也可以是“美的、有文化内涵”的信念有关，很大程度上，也跟那次“刺痛”有关。机遇，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降临的。
“中国杂技人有一个梦想。”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宁根福深有感触。他亲历其中，提出了“文化杂技”的概念，也主导创排了《英姿飒爽女儿红——女子大跳板》等杂技节目和《群星璀璨》、《今夜星光灿烂》等杂技主题晚会；他更见证了中国杂技的进步，看到了杂技人的勤奋和努力，看到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的杂技同行们创新的步伐。事实上，从上世纪８０年代起，中国杂技人就逐渐在过去单纯的技巧表演上增加服装、舞美等包装，以提升杂技的艺术美感；上世纪９０年代起，杂技主题晚会随之兴起，把单一的杂技节目用“主题”串起来，把“珍珠”变成了“珍珠项链”；到了新世纪以后，一批用杂技高难技巧表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杂技剧也应运而生，杂技剧《天鹅湖》就是其中的典范。
“广东改革开放比较早，人们的思想观念较早得到解放。同时，由于广东毗临港澳，对现代思维观念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市场经济以后，文艺在改革，杂技也是如此。”宁根福这样描述当时的背景。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是其中的关键词，是后来杂技剧《天鹅湖》赖以生长的沃土，是杂技艺术在创新中不断发展的根源。１９８０年，宁根福访问加拿大蒙特利尔，那时的太阳马戏团还只是几个街头艺人的组合；若干年后，太阳马戏团已经蜚声全球。“我们去演出，他们看了，也发展了自己原先没有的杂技节目。他们发展很快。开始时我们有的人不承认，觉得它就是包装出来的，缺乏技巧，现在我们也承认他们了。”跟太阳马戏团的接触，是真正的解放思想的接触，从此坚定了宁根福走艺术创新之路的信心和信念。
杂技与芭蕾嫁接迎来“东方的天鹅”
“如果杂技单纯发展技巧，它的路必然越走越窄。从人体机能来讲，技巧是有极限的；从现实的角度讲，它又很难反映时代，表现人民群众创造火热生活的场景与精神风貌。杂技是从人民群众的劳动生活中诞生的，它的最初形态相对比较原始。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杂技不可能原地踏步，它必然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与时俱进。杂技应该在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包括艺术样式、体裁风格等方面都有所创新，以获得发展的更大空间。”对杂技艺术的创新，宁根福始终抱着一种“与时俱进”的理念。在他看来，文艺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必然要求与时俱进、创新思维。
要做到创新，就必须有深厚的艺术积淀和开阔的艺术视野。宁根福认识到，杂技必须汲取和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优秀元素，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为了博采众长，他的兴趣也广泛起来，看舞蹈，听音乐会，看戏剧表演，等等。每次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到广州演《陆游与唐琬》，宁根福都去看。艺术的规律就是这样，积累必定会迎来灵感的闪现。１９９９年，宁根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不能把杂技和芭蕾“嫁接”起来，排一个肩上的芭蕾呢？这个设想当即引起许多质疑。要知道，芭蕾是有着自身严整体系、极其规范和高雅的艺术，用杂技去“嫁接”芭蕾怎么可能呢？但宁根福觉得，芭蕾和杂技《对手顶》之间还是有共同点的。那次“嫁接”的成果，就是后来杂技剧《天鹅湖》的雏形《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到了２００２年，该节目不仅完成了“头顶单腿踹燕”、“３６０度转体”等动作，更获得了第五届全国杂技比赛“金狮奖”和摩纳哥第２６届蒙特卡洛世界杂技比赛“金小丑”奖。
但宁根福的思绪走得更远，他并不满足于此。“杂技走剧目的路子，是艺术追求的必然。因为单个节目的表现力和涵盖面毕竟有限，也许塑造一个形象可以，但要成就有持久影响的经典形象，就很有难度。分量不够、厚重不够，所表现的、涵盖的深度不够，对人的教育意义和欣赏冲击不够，这是单个节目的局限。只有往剧的方向发展，才可能走得更远。”宁根福说。而《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的成功，无疑为创排“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艺术与市场交叉打造“剧”经典
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时任战士杂技团团长的宁根福频繁地往来于广州和北京、上海之间。为了创排杂技剧《天鹅湖》，他必须直面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艺术上保证“剧”是杂技的，同时又能成为经典；二是如何在市场运作上获得支持，以免精心打造后演几场就“刀枪入库”，浪费资源。为此，著名舞蹈编导赵明、上海城市舞蹈有限公司总裁孙明章走进了杂技剧《天鹅湖》的创排和运作团队。这种“强强联合”的模式，带着改革开放后文艺创新的鲜明特点，后来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成功，并为杂技进入“剧”时代打造了经典。
就《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而言，芭蕾的规范动作和杂技的技巧难度融为一体，受到直接挑战的是演员；但对杂技剧《天鹅湖》来说，难度远不仅止于此。实际上，当宁根福和赵明坐在一起时，他们不得不围绕“是杂技多一点还是舞蹈多一点”而颇费脑汁，最后的结果几乎是“打磨”出来的。多种必然的条件，加上偶然的碰撞，杂技剧《天鹅湖》很快就脱茧而出。让宁根福尤为满意的是，杂技的艺术语汇因“打磨”而得丰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杂技剧《天鹅湖》把原来芭蕾舞演员跳四人舞的《四只小天鹅》变成了《四只小青蛙》，让四个杂技演员用手跳起了“青蛙舞”。这个创意既协调了音乐与舞蹈的节奏，也凸现了杂技的特点，充满童真和谐趣。在用杂技演绎惊险、奇美之外，喜剧的色彩使该段落成为后来演出赢得掌声、笑声最多的亮点之一。
出于对艺术的抱负，宁根福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题材的高度：用杂技演绎在世界上已家喻户晓、有着１００多年历史的芭蕾经典《天鹅湖》，“甚至连剧目名字都不改”。用宁根福的话说，这是一座可以借力攀得更高的山，也是一座能把人压在底下、造成灭顶之灾的山。同样，出于对市场的抱负，孙明章选中了杂技剧《天鹅湖》，当它在国内蕴蓄了足够的力量、连《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都惊呼“中国演艺界有一个梦想”时，毅然选择了到《天鹅湖》的故乡俄罗斯举行全球首演。
“要想获得远洋航行的许可证，就要到好望角去转一圈回来。”在杂技剧《天鹅湖》赴俄罗斯开始全球首演前，一位熟人的话让宁根福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次独特的远航：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剧院，５５００个座位的剧场观众爆满，而且还要加座；该剧主演吴正丹也因该剧获得了乌兰诺娃奖章……
后来，中国杂技有了一批真正用杂技语汇讲述故事的剧，如杂技剧《西游记》、《胡桃夹子》等，这也许再次印证了那次远航的意义。对于往事和荣誉，宁根福的话并不多。此时，宁根福就像远航归来的船长，他要谈的是经验，是沿途的见闻和感触。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杂技人不断“出海”，不断探索，改革创新更成为３０年来中国杂技发展最突出的亮点之一。在宁根福看来，我国杂技历史悠久、资源丰厚，杂技“珍珠”很多，但过去一直发展缓慢。杂技剧《天鹅湖》的创排，归根结底是改革开放大环境下的一次创新实践；它的成功，也是解放思想绽放出来的杂技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