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宗旨与儒学治世理想
http://www.cflac.org.cn    2008-08-07    作者:郑小九    来源:中国艺术报

郑小九(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孔子和顾拜旦都具有鲜明的入世精神,都是社会改良主义者,在社会的混乱与事业的艰辛中,以强烈的入世精神,积极地对社会进行批判和改造。孔子的社会理想是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在不同的社会等级之间建立一种相对和谐的秩序。奥林匹克运动则以奥运会的举办为切入点,在全世界开展奥林匹克文化和理想教育,期待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

    改良社会的使命

    孔子的入世精神表现为从政为官和从教为师,前者直接承担知识分子改良社会的使命,后者着眼于发展教育,传播学问,弘扬道义,间接推动社会进步。顾拜旦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所体现出的入世精神,主要体现为参与精神,通过参与体育竞技、文化活动、交流活动、志愿活动等,弘扬奥林匹克理想,改善人类的身心状况,从而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

    1.“学以致用”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许多高士怀才不遇,在痛苦中逃避现世,寻求身心得以栖息的乐土,“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认为,人是不应该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才有改造现实的必要。他关心社会、热心政治,“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他非常愿意找一个地方去实施自己的理想。子贡曰:“有美玉于斯,温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认为,君子不能隐身埋名,而要到社会现实中去干一番事业。即使连连碰壁,也“不坠青云之志”,反而愈挫弥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孔子强烈的入世精神奠定了儒家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根基,他们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努力实现对社会的改良,希望最终能够“为万世开太平”,诚如《大学》中所说:“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2.“参与比取胜更重要”

    1908年7月24日,在英国政府举行的宴会上,顾拜旦说:“上星期天,在圣保罗组织的运动员颁奖仪式上,宾夕法尼亚主教用中肯的语言提醒大家注意:‘对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说,参与比取胜更重要。’”他指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凯旋,而是奋斗,其精髓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使人类变得更勇敢、更健壮、更谨慎和更落落大方。”也就是说,桂冠固然诱人,奖牌固然耀眼,但获胜并不是体育运动价值的全部,更有价值的是:运动员的身体得到锻炼,意志得到磨砺,品德得到培育,心灵得到净化,广大观众也从竞技比赛中欣赏到了运动员矫健的身姿和激烈精彩的角逐场面,获得了美的感受。

    参与比取胜更重要,比如说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越来越重要的志愿者,他们用一点一滴、平平凡凡的努力,本着对他人的关爱,对建设和谐、美好世界的向往而投身奥林匹克志愿行动。这种参与精神向每个领域扩展,以形成一种清澈的、健康的哲学基础,显然正是顾拜旦所期望的。

    理想社会的图景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以西周社会为模本,向往建立一个不同社会等级之间严格分明、和谐有序、和平安宁的社会。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则基于人道主义原则,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公平对待的奥林匹克精神来激励人们,为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1.孔子的社会理想

    孔子推崇西周的礼乐制度,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和谐相处的社会,一方面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等级秩序,另一方面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温情关爱。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等级之间的关系不是冰冷的,而是充满了温情,这样整个社会才能达到和谐。

    孔子在与弟子的对话中道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近者说,远者来”的社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民众的幸福指数很高、国家吸引力很强的和谐社会。

    在孔子的理想社会构想中,和平的地位非常突出。孔子主张“去兵”,追求天下太平,但又非迂腐的和平主义者。孔子“去兵”的前提是,承认“足兵”——充足的粮食、强壮的兵马、民众的诚信——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在此前提下,如一定要在这三者中舍弃一个的话,孔子说首先“去兵”,武力的征伐应让位于文德的修养。在孔子这里,“去兵”并不现实,“足兵”又不是为了穷兵黩武。他曾经批评冉有、子路,希望这两个弟子能够制止季氏将要对颛臾的军事进攻。从孔子的复杂心态也可以看出他对和平所寄托的深切希望。

    2.奥林匹克运动的和平理想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继承了古代奥运会“和平休战”的传统,顾拜旦创立现代奥运的动机之一就是将全世界的青年人召唤到运动场上竞争,而不是到战场上拼杀;是为了培养“彬彬有礼的公平对待的精神,以避免大国沙文主义的展示”。

    在1894年国际体育教育代表大会即首届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上,顾拜旦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和平意义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说:“在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条件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使世界各国代表每4年一次相聚一起,而且可以认为,他们和平的、勇武的竞赛将会构成最好的国际主义。”第一届奥运会成功举办后,他不只一次地表达了一个宏大的奥林匹克之梦:“只有到了消除种族隔离偏见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和平。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中,有什么能比定期将不同国家的青年人召集在一起,进行友善的肌肉力量与敏捷性测验更合适呢?”

    顾拜旦的《体育颂》以法国人名“霍罗德”和德国人名“艾歇巴赫”为笔名发表,以此告诉人们,既然法国和德国这两个积怨很深的国家也能团结在奥运五环旗下,那么,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和睦相处,所有的人们都应携起手来,为建立和平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儒学的和平主张是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奥林匹克运动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尚书·尧典》说:“尧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素百姓;百姓昭昭,协和万邦。”儒家追求的是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体现出中国文化宽广博大的包容性。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有助于实现中国文化的和平精神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和平理想的结合,有助于奥林匹克运动和平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