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音乐在开国大典上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入拍”了，就在军乐指挥家罗浪抬起双臂、挥动指挥棒的那一刹那，这部浩大、宏阔的“祖国交响曲”起奏了，并从此铸成一条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歌颂新中国的“主旋律”，贯穿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进而为新中国所需要的战斗力、软实力、正能量提供不竭的动力。伴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城，来自解放区和原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共同开启了新中国音乐事业的航船。伴随着高等音乐院校的建立、改建和调整，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起步了；伴随着一批国家级音乐院团的建立，新中国音乐表演事业起步了；伴随着唱片社、音乐出版社、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建立，新中国音乐传播事业起步了；伴随着音乐研究所的设立和音乐杂志的创刊，新中国音乐理论事业起步了。新中国音乐作为一部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族化、群众化音乐为“主旋律”，以讲究技术、突出学术、追求卓越的学院派专业音乐为中间声部，以传统音乐为低音声部，且还不时出现一些对位化段落和声部转换与交接的交响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集聚力量，并不断向“高原”“高峰”攀登，讲述“中国故事”、表达“文化自信”，成为新中国文化中一道绚丽景观和一个重要层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识”。
1952年，郭兰英、前民演出歌剧《白毛女》
1、前进在走向复兴的路上
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和平之歌，从那“雄赳赳，气昂昂”“保和平，为祖国”的战歌声中走来，从那“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和“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的誓言中走来，长舒了一口“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气，并在新时代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语境中，传递出“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决心和勇气以及“以战止战”和“止戈为武”的战争伦理。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友谊之歌，在“全世界人民团结紧”与第三世界人民的“手拉手”中走来，在“牧场上的家”和“佐渡小调”的美妙旋律中表现出了东方古国应有的大度和气度；在“丝路追梦”的美妙乐声中表达出对“一带一路”国家和人民的友情，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构建中得以升华。新中国音乐始终为战斗力、软实力服务，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志，表现出了大国风度，唱出了和平之歌。
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建设之歌。作为一首用汗水和热血凝成的豪迈之歌，它回荡在北方森林，回荡在南国椰林，它是十三陵和三门峡工地上的号子，是南海渔民晚归的渔歌；它合着大庆油田“磕头机”的节拍，用蜿蜒曲折的成昆铁路和西藏天路作为旋律，用充满力与美的节奏和韵律，见证了“三线”“三北”工程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见证了特区及浦东、滨海的发展，也见证了港珠澳大桥的长度，循着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步履，最终成为“抒情新时代”的表达。它还是一首首迷人的旋律，诉诸“走上高高的兴安岭”那长调般的咏唱，诉诸“马儿啊，你慢些走”那诗人般的浪漫，诉诸“在希望的田野上”和“在中国大地上”的激情，表达出全体劳动者的荣光和豪情。
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和谐之歌。它是军民一家的表达——“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端一碗奶茶给你尝”“三杯美酒敬亲人，亲人就是解放军”“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亲人尝一尝”“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千万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这一碗奶茶，一把枣儿，一顶斗笠，作为一种朴素而实在的给予，歌唱着军民融合，也传达出革命战争年代就业已生发的鱼水之情。它是祖国统一的呼唤——“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鼓浪屿遥对着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用亲切的话语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紧密连接在一起。它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首歌，激励着五十六个民族手牵手、心向党，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1959年，俞丽拿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新中国音乐是一首赞颂之歌。它首先是一首党的颂歌——“妈妈教我一支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啊，亲爱的妈妈”，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出对党的无限感激之情。对党的歌颂和感激，还诉诸革命历程的回顾，诉诸对革命先烈的缅怀。新中国音乐弘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既表达出“万水千山只等闲”和“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浪漫主义激情，又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魄。它还是一首英雄赞歌——“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魄和高尚情操？“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王杰、欧阳海，还有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杨业功……这无数的英雄都凝成了一首首新中国的英雄赞歌，并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它更是一首歌唱祖国的颂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嘹亮”“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这是多么美好的词句，将东方明珠的身影和浪漫、雪域高原的虔诚和纯净、西南边寨的美酒和歌声、美丽天山的歌谣和传说一一述说和歌唱，最终汇聚成一部歌颂祖国的套曲——“我的祖国” 。
“前进！前进！进！”新中国音乐作为一首从《义勇军进行曲》中流淌出的奋进之歌，循着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圆梦的历史步伐，永远前进在走向复兴的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集聚力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精神动力。
1999年，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82岁的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与79岁的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艾萨克·斯特恩在演出后谢幕
2、行走在攀登“高原”“高峰”的途中
新中国音乐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音乐的基础上得以新的发展，并一直都在“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力求“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行走在攀登“高原”“高峰”的途中。
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仅有记录火热生活、表达革命豪情的群众歌曲，而且还有追求形式美感、用钢琴或管弦乐队伴奏、用美声演唱的音乐会独唱曲——艺术歌曲。其中，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有“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咏唱“多情的土地”，倾诉“共和国之恋”，也表达出“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式的忧伤，成为艺术精品。大型声乐作品也留下了名副其实的经典，或记录了伟大的红军长征，弘扬了不朽的西柏坡精神，有“英雄的诗篇”，也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
民族器乐可谓“国粹”，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又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新中国音乐的百花园中，成为一种贴近社会生活和大众审美的艺术形式。有劳动的节奏，有生活的感受，还有对文化传统的缅怀和思考。二胡、笛子、琵琶有了新曲，古老的琴、箫也发出了新声。民乐合奏、民族管弦乐也极大超越了“大同乐会”的实践和探索，并在一种西方管弦乐队形制和管弦乐写作模式的引导下，成为中国所独有的一种器乐表演形式，成为新中国音乐的一种重要样式。与此同时，小型民乐演奏形式则呈现“雅集”特点，并在现代音乐影响下成为一种现代民乐。
如果说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那么为西方乐器所写的独奏曲则展现出中国作曲家对西方音乐的认识、理解、借鉴和掌握，但其中也不乏创造。新中国钢琴音乐，在追求民族化和声、民族化织体、民族化音色的进程中，承续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开始的民族化探索，用黑白琴键图解夕阳箫鼓、百鸟朝凤的诗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钢琴则成为一个现代作曲技术的试验田，并用新的形式、语言、风格，对“中国风味”进行了新的诠释。新中国的小提琴音乐，则在边塞风格、少数民族风格作品的创作中起步，并致力于民族化的探索，以至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对美丽的“蝴蝶”破茧而出，不仅展露出中国小提琴音乐的独特风采，而且还成为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文本。同时，弦乐四重奏、木管五重奏、钢琴三重奏，也成为表达中国人情感的形式。
新中国的交响音乐更是可圈可点，可喜可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批交响音乐作品就脱颖而出，在一首首节庆序曲中抒发革命情怀；在一首首描绘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的音画中表达出对祖国的热爱。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和1964年新中国成立15周年时，大批革命历史题材交响音乐更点燃了人们的激情，表现“在烈火中永生”的革命者，描绘革命战争的恢弘画卷，给人们带来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改革开放时期，一批思想深邃、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新颖的交响音乐作品纷至沓来。它们打破了“机械反映论”，转而体现出对器乐塑造艺术形象特殊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注重音乐的哲理性、史诗性、抒情性，体现出严密的内在结构逻辑；它们都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借鉴和运用，进而在表现形式、风格语言上表现出对古典交响音乐体裁形式及其结构原则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极大开拓了交响音乐的艺术表现空间，将现实生活、历史文化乃至人类命运都纳入思考与探索之中，展露出空前的国际视野。进入新时代以来，这些特征都在不同程度上得以体现，并在交响音乐如何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如何做到“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上交出了完美答卷。
新中国歌剧在经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徘徊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探索出一条民族歌剧的发展道路，并形成借鉴中国戏曲发展歌剧的共识。于是，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中国歌剧舞台上呈现出了一批可以作为经典的剧目，并以倚重板腔体唱段的民族歌剧为主，形成了中国歌剧的小“高原”，并在这个“高原”上出现了类似丘陵地带的“小山包”。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歌剧经历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阶段，有轻歌剧、音乐剧、歌舞剧和“全唱型”的正歌剧的不断涌现；借鉴戏曲的民族歌剧更是大放异彩；那些追求现代表现、体现现代风格的小型室内歌剧，则成为歌剧舞台上的“贵族”。正是在这种多元化格局中，中国歌剧获得了跨世纪的发展和跨越。进入新时代，中国歌剧在国家艺术基金推动下给人整体突进、集体冲锋的印象，尤其是革命题材和现实题材民族歌剧，正在“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向“高原”“高峰”迈进。
2019年8月29日，大型原创交响合唱《奋进新时代》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现场
3、成熟在建立文化自信的当下
新中国音乐是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对话中不断发展的，并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但不变的则是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音乐植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音乐，依赖两个传统：一是作为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音乐；另一个则是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新音乐。在新中国音乐中，前者一部分仍以传统形式留存，另一部分则发展为作为新音乐的民族音乐。20世纪初以来的新音乐传统，则成为新中国音乐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因为在这种新音乐中，不仅有发展新中国音乐的专业基础，如大批来自国统区的专业（学院派）音乐家，诉诸体裁、形式、风格、语言的专业音乐模式，而且还有发展新中国音乐的革命文化传统。正是这种革命文化传统，成为新中国音乐最重要的文化基础。因为它诉诸一种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和逐渐形成的实用理性，不仅能为新中国音乐如何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提供经验，而且还能为新中国音乐如何维护和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参照。然而，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正是文化自信的源头。反过来，新中国音乐作为一种审美文化，也正是以那些新内容、新形式、新风格，体现出了那种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文化自信。但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音乐，在极大程度上参照了苏联的音乐模式。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成为新中国音乐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原则。新中国音乐发展就得益于一种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进而与苏联音乐、波兰音乐、罗马尼亚音乐构成总体语境。中国歌剧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中国音乐家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正为新中国音乐获得一种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自信。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音乐在“面向世界”和“走向世界”中获得发展动力。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音乐对西方音乐的接受、中国音乐在西方的传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曾一度被视为“形式主义”的西方现代音乐在中国得以大面积传播，于是专业音乐领域便出现了具有现代技法特征的中国现代音乐。其中，“第五代作曲家”成为中坚力量，正是他们在走向世界中，将这种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现代音乐搬上了国际音乐舞台并获得一席之地，进而获得一种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成为国际音乐舞台上的佼佼者，他们在声乐、钢琴、小提琴等多个领域的国际比赛中夺魁，取得为国人骄傲、为世人瞩目的艺术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和音乐表演形式（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形式）在国际舞台上得以呈现；维也纳金色大厅、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卡内基音乐厅都有中国音乐家的身影。更重要的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许多音乐作品也都在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得不同的奖项，将西方作曲技术和表现形式以中国人的方式反哺西方，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基于走向世界的文化自信。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音乐的文化自信，还多少包含着那么一点弱势文化心态，并表现出一种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急切感，那么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音乐却真正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并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中展现出了一系列新的面貌和景观。这首先是走向世界变成了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方案、中国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音乐在一种普遍性的音乐表达中展现出了中国音乐的艺术魅力和中国音乐家的个性，并真正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国际音乐舞台上，中国音乐已不再是带有东方印迹和标签的“土特产”，而是一种基于世界性音乐语言和形式的“中国制造”。我们还能看到，中国已举办许多重大的国际音乐盛会和音乐比赛，并吸引许多西方著名音乐家和知名乐团参与，得到重要国际音乐组织的关注和重视，日益强大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中的一元。中国作曲家已不再跟着西方跑了，也不再唯洋人马首是瞻，而逐渐展露出中国智慧、中国方式、中国风格；在国际舞台上，“民族性”已不再是中国作曲家的唯一追求，而是在基于本土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更旨在凸显基于“个性”的“中国性”。这作为一种立足文化自觉、力争文化自强的文化自信，不能不说是走向成熟的标志。
总之，新中国音乐70年的历史发展，已逐渐表现出一种文化自觉，并在建立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走向成熟，走向自强。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不仅基于文化自觉并以文化自强为牵引，而且还成为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一种表征。的确，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音乐作品，正以艺术的方式维护和诠释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成为鼓舞和激励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精神动力。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