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红船》剧照 

　　“中共一大”在歌剧舞台上怎么表现？4月1日，浙江杭州，抱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歌剧《红船》首演现场。

　　黑暗中，一曲合唱“苦难中华”把人们引向20世纪20年代，乌云密布的中华大地。微光里，民众站立在舞台前，衣衫褴褛，身形佝偻，拄着杖，拖着绳索，且歌且哭。一记钟声敲响，“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从歌词中破空而来，将舞台深处渐渐点亮。明灯降下，灯光洒落处，人们看到了历史书上那个熟悉的场景——上海，石库门，众代表寂然围坐。舞台开始转动，民众转身朝向会场，在舞台上下目光凝注之中，几道隔板从上方降下，从左右两侧相向推进，框定了会场，犹如镜头拉近一般，会场中有了声音、有了动作，舞台载着“一大”，载着那段岁月那群人，扑面而来。

　　作为入选中宣部、文旅部、中国文联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歌剧《红船》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嘉兴市委市政府共同出品，浙江歌舞剧院、浙江交响乐团、浙江音乐学院、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演出制作，由编剧王勇、作曲孟卫东、导演黄定山等主创人员与台前幕后近400名演职人员历时近4年协力创排。剧目以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红船“中共一大”的召开始末为主体，展现其召开之前两年间的历史事件，塑造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形象和“一大代表”群像。

　　歌剧舞台上前所未有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红船从嘉兴南湖启航，驶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反映这个特殊时期、特殊事件、特殊主题，在歌剧舞台上前所未有。”一台歌剧如何能够容纳这一“超当量”的表达需要，导演黄定山介绍，作品通过技术手段和美学设计，采用了高概括力的呈现方式，“演出中牵唤的场景达到50个，要让50个场景变化在舞台上一气呵成，我们用横向纵向18块隔板，不断切割舞台空间，同时有两个转台，大的直径16米，在它之上还有直径7米的台中台，以此营造出时代的变迁和时空的跨越。”

　　剧目表现五四运动和陈独秀被捕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请愿场景，以群体的奔跑、挥动标语为舞台动作主体，以隔板推移、灯光明暗依次切分出各地画面；表现李大钊、陈独秀各自在北京、广州支持“一大”，通过隔板的框定，以舞台局部的意象化，标识特定的时空场景；表现“一大”召开，以写实的会场承担叙事，以写意的多重投影完成抒情，观众能够欣赏到蒙太奇镜头般的隐现、剪接、并置等视觉效果，感受到时代、民众和“一大”、先驱彼此呼应、相互回答的内在关联。黄定山表示，这样的舞台是全新的，由“可听”的歌剧成为“可看”的歌剧，由文本的、总谱的歌剧呈现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们能够从一个庞大的场景聚焦到具体的人物、事件，同时对整体仍有所感知，是审美方式的改变，也是对今天观众审美需求的回应。在人物塑造上，黄定山表示，人物必须“可信、可近、可感、可敬”——把他们和观众，把百年前和今天的距离拉近，这是一次近距离的交流，不是远距离的观看；不是博物馆、不是橱窗、不是平面的党史，要让观众触摸得到；历史人物的形象、精神，要让当代观众产生一种向往。

　　“没有这十几个人当时那一场‘开天辟地’，中国的历史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作曲孟卫东说，这样的题材，“庄重、凝重、沉重”三个“重”字是无法绕开的，“但是我希望写得走心”。孟卫东表示，题材本身充满“刚性”，他在创作中力求尽量柔软，所谓柔软不是简单的“委婉”，而是复杂的“内敛”。作品旋律中多次出现《国际歌》的开头几个音符——这是“共产主义”的声音；有一支先后由“毛泽东”以男高音演唱、“李大钊”以男中音演唱、众代表重唱的咏叹调“我有一个梦”——这是“初心”的声音；还有《共产党宣言》首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这是时代的民众的声音。除此之外，孟卫东介绍，民族民间音调、人物情节相关的地域性音乐是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姑娘要说湖南话，所以顺理成章地赋予了湘剧音调；嘉兴南湖边有船娘、有小贩，要说嘉兴话，很难不融入当地民歌；李达和王会悟你一言我一语，谈论各位代表都是什么样子，衬以京剧的腔、二胡的调；李大钊和陈独秀赶骡车南下，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决定，就在铃鼓奏出骡蹄、车轮行进声中初见雏形……

　　突破惯性的全景式呈现 

　　“按照习惯性思维，用歌剧来表现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不能全景式地写，可能要从一个侧面切入，而这部作品恰恰是一个全景式的呈现。”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认为，歌剧《红船》采用的不是一般的歌剧叙事——人物、事件、冲突、行动按时间先后顺序呈现。“以音乐结构打个比方，它是一个变奏回旋曲式。‘一大’是主部，此前若干重要人物及相关史实是插部。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构，也是为这一题材创造的最恰当的表达形式。”

　　“红船”是作品的表现对象吗？“是，也不是。”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欧阳逸冰看来，“‘红船’代表的那个历史时期的巨大变化才是。”“故而，它的结构是多重的、回环往复式的，沿着主线红船向前推进，其中穿插了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才走到这条船上。红船是承载物，开会是事件，看似简单，不简单的是，它们是历史节点，标志着国家民族的巨变。”欧阳逸冰说，剧中“红船”数次出现，穿插了若干重要历史场景，包括五四运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及其入狱、出狱，“驱张”运动，陈望道译出《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杨开慧的婚姻，李大钊送陈独秀南下，两人在骡车上决心成立中国共产党等——“以艺术化的形象、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历史节点的郁积、爆发和震撼是这样的历史进程，历史的足迹是这样汇聚的，这是生动的深刻的表现。”

　　在视觉上，这是一幅浓墨重彩而富于现代性的画卷，它的展开方式丰富多样。欧阳逸冰看到，比如王会悟有一段宣叙调，在船外向观众讲述船内，人物居于舞台右侧，背景是波光粼粼的南湖图景，以金色、红色为主调，由隔板切割为纵向的一条，环境是层叠投影于两侧的嘉兴三塔昏黄的剪影。“主色调和歌唱主题融为一体，意味深长。”欧阳逸冰说，“这是历史画面，这种全部展开，局部放大、缩小的方式，赋予舞台多种角度，给予观众多种观赏的眼光，让画面更加深入人心。”比如打破时空表现“南陈北李”，两个人同时站在楼梯上，直角楼梯与回旋楼梯的区分，形象展示了两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价值、作用，在表层的视觉印象中嵌入历史的深刻内涵，“这不是单纯的‘美’，而是一种更深的‘洞见’”。

　　在听觉上，居其宏认为，作品的音乐具有史诗性、抒情性、戏剧性，与民族特色有机融为一体，声乐、器乐关系把握恰切，以器乐铺底，为声音表达提供广阔的空间，令演员的歌唱、表演增加了难度。此外，居其宏注意到，会议进行中军警的登船，以“小事不拘”的手法，为舞台增加了戏剧性表达的可能，烘托了紧张的气氛，也为歌唱带来表达空间，代表以打麻将、吟诗来应对这个突然的危机，歌词将打牌用语和白居易的《江南好》组织在一起，一句诗一句麻将轮唱起来，表达得谐谑、妙趣横生。

　　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作曲温中甲感受到，作品在男声绝对主导的“开会戏”中，巧妙拓展了王会悟的角色，实现了歌剧在音色上的丰富平衡。“她的很多唱段成为旁白，衬托了‘一大’，其中有一段表达尤其新颖，会议进行中忽然定格，王会悟从船舱外走进这个历史画面中，歌唱这群年轻人。既解决了男声女声搭配的难题，也令情节向外延伸，达到了‘间离’效果。”另外，温中甲表示，杨开慧与毛泽东的爱情、南湖上船娘的棹歌、“驱张”运动中细妹子的倾诉等，同样在平衡音色和增加抒情性上实现了巧妙运用。

　　那群年轻人，“时尚”了100年 

　　“我入党70多年了，在这部作品中仍然能获得新的认识。”80多岁高龄的歌唱家、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乔佩娟关注了歌剧《红船》的创排全过程。乔佩娟表示，在戏剧舞台上塑造先驱者、表现那些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人，告诉观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成立、是怎么成立的，让他们爱惜今天，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不仅是景仰，而且对于他们的理想、初心有所认同、有所共鸣，是创作者的责任，也是对后来者的交代。

　　“‘一大’代表最小的19岁，最大的40多岁，我想和今天的青年观众分享一个体验——其实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年龄，青壮年。100年前，那些年轻人会为了梦想、信仰、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以命相搏，今天我们也充满理想，我们还有那样的激情吗？我们还能为民族未来的发展尽一己之力去拼搏吗？ ”黄定山表示，期望歌剧《红船》的创演对今天的年轻人有所启示、有所激励，“这不仅仅是历史，其实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有一种‘时尚’，我们今天讲这个词更多地会从物质层面去理解，但其实‘时尚’是一种精神引领、一种‘新’。100年前，中国是那样一个黑暗的世界，这群年轻人在寻找最先进的思想，想打破黑暗寻求光明，这就是‘时尚’，今天的青年能不能理解这种时尚？应该如何做才能传承这种时尚？”黄定山说，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有一种“习以为常”，一部优秀作品却能让人警醒，让人从已经习惯的现实中突然感到还要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去做些什么，“这就是它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