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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代会代表和嘉宾谈创作

时间:2011年11月28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

严歌苓: 在历史中追问 在创作中燃烧

  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这么不多的几篇素材时,要把它们黏合起来、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

  我希望文学不死,希望文学越来越多地获得它生命的土壤,就是大众。

  从柏林回到北京,严歌苓的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在国外,她会经常到森林里走一走,很幸福,很享受;每天读两个小时书,一星期在家看两三部电影。一回到国内,读书和看电影的时间都没了。“就晚上睡觉前读一会儿书,很糟糕。”严歌苓说。尽管忙碌,她还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北京饭店咖啡厅内,记者见到了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嘉宾严歌苓。一杯香茗,伴着柔美的音乐,严歌苓娓娓地谈起了她的创作。

  厚积薄发不事雕琢

  在严歌苓的电脑桌上,经常放着一本李商隐的诗集。电脑开机前的空闲里,严歌苓会翻开诗集读上一段,虽然她和李商隐的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别,但严歌苓觉得这可以使她进入一种很美的意境。“平常读好的语言,包括英文,总是在给我营养。作家要不断地被陶冶,学的语言越多越好,别人语言中总会有自己语言中没有的养分,也可以从古文和现代文字中吸取大量养分。”

  作为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严歌苓说自己的创作就是厚积之后的瞬间爆发。“依靠谷歌、百度,现在人人都可以一分钟变成学者,但这样了解知识很害自己。想了解西方文化,就要读原著,不一定是看小说,还可以看一些政论、哲学书籍等,然后去思考。这样知识就在血液里生长,一旦有知识长进生命中,看问题,想故事,进而表述这个故事,和临时抱佛脚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要厚积薄发。”

  严歌苓小说讲述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中国,但她却有着国际视野。“在更广阔的坐标上去看,哪怕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可能都会不一样。”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她讲述了一个救赎的故事。“风尘女子在拯救女孩子的同时,还在救赎自己。一种柔弱生命对一种更柔弱生命的保护,一种被世俗认为低贱的生命通过这样一种保护变得宝贵。”改编成电影后,原著的基本精神依然没有改变。“这种精神是普世的。”严歌苓说,现在国际上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现象,《金陵十三钗》一下子就卖了20多个国家的版权。

  创作时是支燃烧的蜡烛

  作家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严歌苓的新作《陆犯焉识》,书中有很多是关于严歌苓爷爷的。“陆焉识的前半生就是我爷爷的影子。我从小就对爷爷很着迷,他是我们家的骄傲。那么年轻出国留学,16岁上大学,会多种语言,博闻强记,25岁读完博士,40岁自杀。这个人对我来讲太精英了。这样的精英好像是活不下来的。但后来我发现他可能跟我一样有狂躁症、忧郁症,因为燃烧得特别快,不能睡觉,创造力极高,很多时候都在写作、都在工作、都在思考,然后高到浪峰的时候哗一下就跌下来了。因为到浪峰的时候基本是一个蜡烛有很多捻子在燃烧,很多夜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脑子里就发生化学转换,产生很黑暗的东西,感觉就完了,开始厌世……”

  为了写好这本以爷爷为原型的书,严歌苓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出了爷爷在美国读书时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还看了当代人的传记。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严歌苓也非常爱读。“特别厚的两本。下册讲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特别好。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知道爷爷当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在严歌苓的记忆中,爷爷的故事依然支离破碎,少之又少。因此她写小说,必须要靠大量的想象力去添枝加叶。“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这么不多的几篇素材时,要把它们黏合起来、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如果讲的太具体了,我就觉得被绑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当记者问及从写作《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这样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转到以爷爷这样的男性为原型来创作,是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跨越或转折时,严歌苓却说她并不这么认为。“我写过男性的小说。在以女性为主的小说里,我是踩在男主人公的鞋子里来写男性,用他们的心理转过来写女人。这是一个普通技巧,一个作家,别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技巧与功力。还有,懂得人性,就应该懂得女性,也应该懂得男性。”严歌苓说。

  不能把发现自己当成第一主题

  写历史是严歌苓小说一个共同的特点,而对于现实生活,她似乎无暇顾及。“我做不到把当今的个人生活、把发现自己当成写作的第一主题。我的脑子已经被太多重大的、还没搞清楚的历史上的追问所占据,我还在一直追问,在不依不饶。我写出来的东西,西方人必然要经过一道语言的翻译,再经过一道文化背景的翻译,还要经过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翻译,有好几层,难怪人家翻译不好。”

  不过,严歌苓觉得中国当代年轻的作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她看来,现在的作家像韩寒、郭敬明,已经不再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负担。年轻作家关注个人的生命、个人的成长、个人的苦闷,个人就是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是全世界都会共同关注、都会懂得的宇宙。“他们写作的优势在于对个人的探索与发现。这个主题是全世界的同龄人都在做、作家都会有的共同命题。年轻的作家不去讲‘文革’、三年自然灾害,外国人不懂那个时期生活形成的特定术语。现在青年作家考虑的问题如就业、购房、环保等正和西方青年作家逐渐靠拢,相似的环境下产生了类似的文学命题,这也造成他们情感表达的接近,文学不与世界接轨也得接轨。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

  文学不应高高在上

  严歌苓天生对故事敏感,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民间的故事。“我是非常好的听众,很少插嘴。”在这些故事中,严歌苓发现了很多她想象不到的东西:“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细节,编造不出来,也想象不出来。所以有时我会搜集这些东西。《第九个寡妇》是我听到的故事,《小姨多鹤》也是我听到的故事,都是朋友给我讲的。”

  但严歌苓并不苛责听故事或看故事的人。“现在人们大概只能集中注意力一两分钟,小说很容易失去读者。所以故事怎么写、怎样进行、怎样开端,需要一定技巧,不能说读者素质太差根本看不进我的书,这种傲慢对今天的读者是行不通的。要运用最好的文字写故事,把自己的见解和超越故事的信息传达给读者。”

  严歌苓喜欢郎朗与马友友的音乐。在她看来,这两位音乐家的演奏都融入了通俗的元素,将大众喜爱的内容与丰厚的情感加进了音乐这种古老的艺术,这也启发了严歌苓。“文学同样是一种古典的艺术形式。要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就要给读者提供最好的表达方式、最好的故事,否则文学将走向死亡。有很多好的民间故事,作家不能把这些全撇开,还要去当乔伊斯、博尔赫斯,认为小说就应该高高在上。虽然那也是一种追求,但我希望文学不死,希望文学越来越多地获得它生命的土壤,就是大众。通过学院和中学的教育,不要让文学越走越窄,我希望文学能保住现在的阵地,这已经很难了。”

  生活在比较文学中

  严歌苓说,别人是读比较文学,自己则每天都在比较文学中生活。中国的北京、台湾和德国、美国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严歌苓在很多地方居住过,这种经历使她情不自禁地就会去比较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也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文字。“表达很含蓄,表面一个意思,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意思。我怎样才能让别人明白我这个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在严歌苓看来,中国语言的含蓄曲折是一种优长,但同时也成为一种悲剧:“我们的文字非常美,但很难翻译。比较起英文,有时候就觉得,中文翻译起来让人很憷头。文字是我们复杂民族心理的符号。像美国人,你就觉得他们特别简单。但我们已经是一个很古老、很丰富的民族,所有的表达,所有层层叠叠的东西都是很复杂的,所以中文作品很难翻译。现在中国很多东西翻译出去,会失去很多色彩,只能是达意,根本不能传神。假如有条件,我的英文比较成熟了,应该把自己的表达变成英文的表达,因为有时候中文实在是太例外了。”

  但严歌苓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并没有丧失信心,因为文学翻译的培养是一个长久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例证使我相信翻译可以达到极高的水平,不仅翻译语言,还可以翻译文化,这就是去世了的英文翻译家大卫·霍克斯,这个人穷尽了一生翻译文学。他翻译的《红楼梦》完全是传神的,能够把中文版的《红楼梦》变成英文版的对称体,语言翻译过去,文学、哲学等方方面面的蕴涵都翻译过去。这是我见到的《红楼梦》译本中唯一一个成功的例子。”

  问及将来的创作,严歌苓说她还有很多东西在资料调查、积累当中。似乎是出于保密,她只是简单地向记者透漏,将来准备写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要读很多资料,比如新四军作战日志,厚厚的三本,全部要读完。做研究就是这样,看一百页,基本都是废话,但读第一百零一页时,可能就会有那么一行正好是需要的,很有意思。这种研究要花很多年的功夫。”

  虽然工作很忙,事业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严歌苓说自己仍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人:“相夫教子,家庭还是很重要的。每天要做晚饭,星期天要陪孩子一整天。爸爸去世前我在北京长时间陪他,现在觉得应该多陪陪女儿了。” (记者 金涛)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