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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精神”的传承

时间:2019年12月15日 来源:文艺报 作者: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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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的惟一自传。樊锦诗长期从事石窟保护和管理、石窟考古方面的研究。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她在敦煌坚持工作近60年,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为敦煌的保护事业和敦煌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2018年,樊锦诗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称号。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此书由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顾春芳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的研究。为了撰写此书,顾教授查阅了大量的敦煌学资料,下了极大的功夫。

  阅读此书,我们首先被樊锦诗坚守莫高窟的精神所感动。在将近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她也曾面对许多困难阻碍,最后仍然怀着对敦煌的热爱,咬牙坚持下来。樊锦诗是早产儿,小时还得过小儿麻痹症,差点性命不保,但她就是用这双瘦弱的腿,走遍莫高窟一个又一个的洞窟。她把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到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中”。

  书名《我心归处是敦煌》,让我们想到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敦煌就是樊锦诗心灵的归处,是她精神的故乡,保护莫高窟就是她奉献一生的事业。北京大学叶朗教授这样评论这部书:“贯穿《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的就是这种对于永恒价值的精神追求。有了这种精神追求,心灵就得到了安顿。”

  关于精神追求与信仰,不得不提“莫高精神”。从老一辈的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女士,他们坚守大漠,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勇于担当,这就是“莫高精神”。这让我们联想到莫高窟的佛教壁画《舍身饲虎图》,这种佛教拯救众生的慈悲,就与他们的经历有相似之处。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还展现了樊锦诗的真实心路历程。樊锦诗说,她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来敦煌实习之后,她并不太愿意来敦煌工作,因为自己身体差,水土不服。后来被分配到这儿工作,也是因为学校许诺三四年之后会派遣学生替换她。结果,“文革”爆发之后,学校领导和老师自顾不暇,自然也无法顾及到她。后来,她长时期与丈夫彭金章两地分居,也不能照顾、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为了一家人团聚,她甚至采取过自动脱岗的办法。最后,还是丈夫主动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开创的事业,来到敦煌陪伴她。就这样,由于丈夫的支持,加上她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情感,她才在莫高窟坚持下来。

  由樊锦诗的生平经历,我们可以联系到敦煌一个甲子的历史。可以说,樊锦诗就是敦煌莫高窟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自传,更是对敦煌近60年来的历史记录。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把我个人的命运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把我个人和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时期敦煌石窟没有一幅壁画和一尊彩塑被破坏。当时研究所内部虽然也搞派系,但是在保护文物的问题上,大家都毫不含糊。他们将很多重要洞窟都封闭保护起来,还主动与首都红卫兵团联合写小字报宣传文物保护。所以,一直到“文革”结束,莫高窟都没有遭到一丝一毫的破坏,最终得以保全。

  书中提到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守理想,筚路蓝缕,为莫高窟的保护、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坚守在莫高窟,许多人骨肉分离。比如,常书鸿先生当年为了敦煌,付出了家庭离散的惨痛代价;段文杰先生则与妻儿分居达11年之久。书中还谈到这些莫高窟的“老人”在 “文革”时期的辛酸经历。当时,他们很多人被赶出研究所,下放到农村劳动。比如,史苇湘先生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远征军,却因此被造反派批斗,后来史苇湘被下放到黄渠公社放羊,一夜间变成了一个沉默的羊倌。

  书中提及樊锦诗求学时期的几位授业恩师,有光明磊落的苏秉琦先生,有博学多识的宿白先生,他们的为人为学都深刻影响了樊锦诗;详细介绍了许多敦煌学研究者,如潘重规和饶宗颐等人对敦煌学发展的杰出贡献;提到了方广锠、荣新江等人在国外考察敦煌写卷的辛苦。正是经过这些人的辛勤努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才得以全面发展。

(编辑:郭青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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