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文艺>文学>文学话题

变革与转型中的新世纪伊拉克小说

时间:2020年08月31日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任宏智
0

  变革与转型中的新世纪伊拉克小说

  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伊拉克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这片被两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环绕的沃土上,曾诞生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最早的文字之一——楔形文字,以及第一座都城——乌鲁克城。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与帝国主义的兴起,伊拉克同许多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拉开了被异族统治与殖民入侵的历史序幕。1921年,费萨尔国王建立伊拉克现代国家,此后,伊拉克一直在政权更迭与社会动荡中艰难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复兴党领袖萨达姆・侯赛因执掌政权。在这位中东枭雄的领导下,伊拉克共和国在社会、经济等方面取得一定发展,然而好景不长,它便陷入战争的泥沼中难以自拔,陆续经历了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当代伊拉克是中东国家政治版图的一个缩影。纵观伊拉克文学发展史,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一直记录着伊拉克社会和民族的兴衰与沉浮,并不断勾画出潜藏于伊拉克人民内心的体悟与忧思。自上世纪80年代后,复兴党专制势力的渗透、两伊战争与海湾战争的相继爆发阻碍了伊拉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也给伊拉克文学界带来了讳莫如深的灾难,伊拉克现代小说、诗歌开始步入停滞期。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姆三十年的独裁统治被推翻,新世纪伊拉克文学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期,其中小说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伊拉克著名文学评论家纳杰姆・阿卜杜拉・凯基姆教授在其著作《伊拉克小说概览(1919—2014)》一书中指出:“自2003年—2014年底,伊拉克境内共出版发行470余部小说作品。”小说逐渐成为伊拉克当代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

  虚构中的真实

  新世纪伊拉克文学摆脱了萨达姆时期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干预,不同年龄、身份、民族、宗教的作家以开放自由的笔法、多元化的叙事手段创作。“真实”是他们刻画人物形象、还原历史记忆的创作根基。与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文坛相比,后萨达姆时代的新世纪伊拉克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跳出了歌功颂德式的话语桎梏,最大程度地描摹与还原真实的社会图景。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聚焦于与“人”相关的特定视域,以人道主义的幽微之光洞察社会之乱象。他们以笔为戈、以纸作伐,不顾政治、宗教之忌讳,刻画持续的社会变革与经年不息的战争给伊拉克普通人民带来的消极影响。

  例如,伊拉克当代作家萨姆伊勒・沙姆欧的成名作《伊拉克人在巴黎》就以作家真实的生活阅历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全真效果的叙事空间。作者以自己的真实姓名—— “萨姆伊勒・沙姆欧”命名主人公,以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口吻讲述了1979年因战争被迫离开伊拉克之后的流亡经历,借此向读者真实还原伊拉克战争流亡者在痛苦、迷惘、挫败和隔绝中苦苦徘徊的生存状态。然而,在暴恐事件此起彼伏、宗派冲突不断升级、道德危机愈演愈烈、安全局势难以好转的社会现实面前,这种真实化的写作范式似乎又透露出一种局限性。正如萨姆伊勒在谈及新世纪伊拉克文学现状时所言:“对于伊拉克当代作家而言,应该采用一些能让读者将其作品牢记于心的叙事手段,否则他们的作品在将来便会落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

  于是,另一批作家转向探寻叙事之潜能,将后现代小说的游戏要素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的作品往往带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拼贴、小叙事等后现代叙事印记,通过虚构但仍具有强烈现实意蕴的人物与事件回应被死亡、暴力、血腥、恐怖、荒诞等元素主宰的现实。其中,艾哈迈德・萨达维的《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巴尔汗・沙维的《巴格达解剖室》、哈迪亚·侯赛因的《走向他们》等作品皆以“尸体复活”、“亡灵复仇”的超现实主义叙事模式呈现个体的死亡无意识以及荒诞命运;哈米德・穆赫塔尔的《通途与险径》、阿卜杜・斯塔尔・纳赛尔的《茄子皮》《消失的寓所》等作品摆脱了宏观话语规则制约,回归到以观照个人命运、尊严与价值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叙事。

  战争与反思

  战争对于伊拉克人民而言是一种跨越历史时空的“共在”。从人类最早的战争史诗《吉尔伽美什》中,就有关于苏美尔人同自然抗争的叙述。放眼现当代,“战争”在伊拉克人眼中,似乎已成为一个带有多重意蕴、难以被简单言说的词语。它既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也是一段无法忘记的历史时期;既是一种难以被感同身受的生存体验,又是真实存在的创伤空间。新世纪伊拉克文学对“战争”的记录与书写是多维度、多视角、多立场的。然而,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它们并非直接铺陈战争进程,或是像正典战争文学鼓吹与宣扬“尚武精神”、“英雄主义”,而往往另辟蹊径,以“战争受害者”、“牺牲者”的不幸经历或世风日下的伦理道德为视角,并借助死亡与人性的矛盾批判战争反人性、反道德的罪恶本质。在新世纪伊拉克文学作品中,读者很难看到手持武器,奋勇杀敌的无畏战士,或是敌我双方殊死搏斗的激烈场面,取而代之的是对悲天悯人情怀的呼唤,以及反对战争、超越战争的理性呐喊。

  伊拉克作家哈米德・拉比亚的小说《亡者通道》真实还原了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作者采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民间说书人”的叙事模式,以主人公巴比伦在伊军入侵科威特期间的所见所闻为叙事主线,讲述了一个个普通科威特家庭在战争中的不幸遭遇。作者站在“入侵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战争,让这段历史在小说人物的追问和质疑中不断“显身”。从近十年入围阿拉伯小说布克奖(“The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Arabic Fiction”)长、短名单的伊拉克小说作品来看,伊拉克文学界对这场特殊战争的探讨仍在继续。其中多部作品都将伊拉克战争作为叙事空间,从不同角度追问战争的意义、死亡的价值、国家的未来等问题。除了对于发动战争的“自省式”叙述外,如何以“战争受害者”和“被入侵者”的客观立场批判战争之恶,如何回应西方文坛对“伊拉克战争”发出的他者化叙事声音等,都是伊拉克当代作家竭力思考的现实议题。例如《啊!玛利亚》(2013)、《塔沙里》(2014)、《书贩之死》(2017)《巴格达时钟》(2018)、《弃女》(2019)等,都对伊拉克战争进行了真实而充满异质化的记录与呈现,借以探究不同话语体系和文化背景之下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多重化叙述的可能性。

  历史与记忆

  如何重新看待、评判、言说历史,如何建立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联系,同样也是新世纪伊拉克文学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伊拉克女性作家萨米娅・沙柏妮在小说《枣椰树的女守卫》中借女主人公之口高声疾呼:“我们只有借助记忆才能摆脱眼前的乱局。”伊拉克当代作家常常穿越记忆之门,步入历史的幽径,从中汲取疗愈伤痛与正视现实的勇气。

  记忆中的童年和故乡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重要母题。例如作家阿卜杜?哈利戈?卢卡比的作品多次描绘战争爆发前伊拉克普通家庭的真实原貌,从独具韵味的家居物件到夜间家人围坐一团聆听祖父追忆往昔的生动画面,这些根植于记忆深处的童年回忆成为作者日后在战火中奋笔疾书的灵感来源,也是他疗愈战争创伤的精神良药。

  此外,新世纪伊拉克小说中也常常出现根植于伊拉克人民记忆深处的典型事物,如枣椰树、萨达姆雕像,又或是一条普通的牛仔裤和一张泛黄褶皱的旧照片。这些发挥着特定功能的象征物在时间之流中逐渐转化为伊拉克人民的记忆之场,使他们避免陷入“存在之遗忘”。在荣获2014年阿拉伯小说布克奖桂冠的小说《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中,主人公安玛尔就借旧相片展开回忆之旅,并从中重新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动力。记忆是还原历史真相的途径,也是连接过去、审视当下的一种文学手段。战后,伊拉克社会集权专制恣意泛滥、宗派主义愈演愈烈,许多人选择以遗忘历史、漠视记忆的方式逃避社会乱局,他们拒绝承认历史过错,更无法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与评判潜藏于社会肌理深处的问题本源。但在一些伊拉克现当代历史文学中,记忆常常如同一面镜子,自觉承担起反观伊拉克人民历史观的作用。在伊拉克流亡作家希南?安图恩的成名作《一颗孤独的石榴树》中,叙述者以伊拉克民众合力推倒萨达姆雕像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视点,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们否定历史、割裂回忆的盲目历史观:

  “那些推倒并砸毁雕像的人也是最初树起雕像的人,同时也是当今全副武装,投入战争的人……如今,他们成为了新时代的萨达姆,不假思索地摧毁着一个又一个雕像。”

  历史上曾用武力将萨达姆雕像强行推翻的伊拉克人,也正用同样的暴力方式对待当下与未来,他们欲将非正义的过去一笔勾销,一忘了之。然而,这种行为的结果只能是重蹈覆辙,让创伤循环往复。

  身份与创伤

  当今的伊拉克现实由分裂与破碎主宰。经年不休的战争与外国势力的入侵既毁灭了原本完善的基础设施与丰厚的生态资源,也造成从国家主权领土到普通家庭的不完整。现实层面的分裂状态也持续影响着每一个战争阴影下的伊拉克人,他们的身份认知、心理状态和情感关系不断呈现被疏离与被异化的倾向。

  首先,战争中因流亡衍生出的身份危机是新世纪伊拉克文学中最为常见的话题。据“伊拉克难民网”对伊拉克战争导致的难民数量的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四月,大约有400万伊拉克难民流散于世界各国,其中200万人逃离至其他中东国家,约20万人选择逃亡欧洲、美洲等地,还有190万人因战火无家可归,至今仍生活在伊拉克境内”。原本有着同一文化、民族和宗教传统的伊拉克人民被迫在不同的地理、政治空间流动,一种以跨文化、跨民族为范式的伊拉克流亡文学应运而生。

  这类文学作品从不同维度揭示出伊拉克流亡者艰难的生存境遇,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疏离无根之感。其中一些作品以传记小说、回忆录等非虚构性形式批判因战争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变革及影响,如《伊拉克人在巴黎》《塔沙里》等;有的则通过重述流亡经历控诉萨达姆政权的专制迂腐,披露恶劣政治生态下民不聊生的现实悲剧,如《戈萨曼图》《美国孙女》《啊!玛利亚》等;还有的通过展演流亡过程中的丧失、愤怒、挫败等心理变化,表达出“渴望重回伊拉克”的集体认同,如《心间溪流》《茄子皮》《祖国如同皮毛》《奉献给炮弹的一半》等。

  此外,有关伊拉克人如何从身份危机中成功突围,伊拉克女性如何摆脱因性别与社会身份而引发的歧视与偏见,伊拉克少数族群如何逃脱被他者化与边缘化的窘境等,同样是新世纪伊拉克小说中常见的书写范式。例如流亡作家阿里·白德尔的代表作《女卡菲尔》就刻画了一个成功实现身份蜕变的伊拉克女性。小说完整呈现了女主人公法图麦从一个忍辱负重的男权牺牲者蜕变为勇敢无畏的复仇者的全过程,以此褒扬伊拉克当代女性敢于对男性权威与父权话语发起挑战的勇气,凸显她们对独立、自由的女性身份的渴望。

  在新世纪伊拉克小说中,作家对身份问题的探讨常常伴随对伊拉克人精神与内心深处,甚至潜藏于整个民族品性中难以名状的创伤感的探索。伊拉克流亡女作家伊娜姆・卡恰齐将这种创伤定义为“伊拉克式创伤”,她说:“‘伊拉克’既是一种病症,也是一种良药。它是一种源于内心,却难以痊愈的伤痛。”

  新世纪伊拉克小说中所反映的创伤症候具有多元化特点。既有战争造成的生理创伤,也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创伤,还有以集体记忆的再现而建构出的历史文化创伤。然而,伊拉克当代作家的创伤叙述并不只是为了见证和展示创伤,其最终意图是要使个体从压抑的精神苦闷中解脱出来,以此重建战后伊拉克社会。

  总而言之,新世纪伊拉克文学的发展脉络同战后伊拉克社会格局的变化过程大致相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以及战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使得新世纪伊拉克文学有了多个面向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的意义不仅仅囿于叙事层面的变革与创新,或是小说、诗歌作品数量的日益增多,其更广泛、更实际、更终极的意义是向读者展现战后伊拉克真实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试图从文学角度为解决社会积弊提供多维度的思考。

(编辑:卢新征)
会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