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到确立。这一思想明确指出：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018年4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组建，应该说也正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一个重要举措。作为“大部制”改革在文化建设领域中的重要举措，它似乎深化了人们既往的认知——即“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的合并。尽管此前不少地市的“文广新”已然合并，但现在的“深改”并不是在“文广新”的既成格局中再合并“旅游”——因为“广电”和“新闻出版”并不融入作为行政管理机构的“文化”。鉴于当下“文化”和“旅游”的合并，网民们欢呼“诗和远方”的牵手同行；而我们文化工作者思考的是，在“文旅交融”这一语境中文化工作的“新想象”——区域民间舞蹈也无疑要思考这一问题。

　　“文旅交融”作为当前“深改”的重要举措，也是遵循我们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旨的，当然它更关注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美好生活需要”，通俗地说就是增强“幸福感”，或者说是提升“幸福指数”。在2016年度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是当前我国民众获取“幸福感”的刚需，是我们亟须发展的“五大幸福产业”。研究者们认为，“幸福”与否作为人的一种感受，有其生理物质基础——比如不能让加工负面情绪的“杏仁核”过分活跃，要让感悟人生意义的“前额叶”积极行动；“前额叶”所感悟的“有意义的快乐”就是“幸福”。正如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所说：“研究所知，导致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五个：第一个是‘急’，着急、焦虑，这是很突出的负面情绪……表现为总想在短时间内完成目标。第二个是‘飘’，觉得没有底、没有根，做事情沉不下来。‘幸福’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体验叫‘福流（Flow）’，是指做一件事能‘物我两忘’……第三个是‘比’，在现代都市生活互相比较太容易了……导致攀比心理很强烈。第四个是‘恨’，出现仇恨的意识很危险……要提倡相亲相爱、共同发展的意识，理解平和地为人处世。最后一个因素是‘靠’……自尊自信是获得幸福感的重要前提。”

　　或许可以说，“文旅交融”作为当前文化建设的语境，如何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将激发我们的新想象。在安居、乐业、健康、社保之外，旅游可能是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最渴求的期待之一。旅游，不仅是游自然风光，而且是游人文胜迹；事实上，大凡自然风光，千百年来早已历经人文的熏陶并沉淀着人文的精粹。许多旅游观光的景区，也往往是“文保单位”，为避免遭遇“到此一游”之类或甚而有之的伤害，有些文保单位只好关门大吉闭门谢客！在当前“文旅交融”的语境中，“文保”和“观光”有了新机遇——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能既使“文保”具有畅通的传扬渠道，又能使“观光”具有充实的文化内涵。除了“观光”这一旅游的主要目的外，美食与购物也是旅游的重要选项——在这方面，非遗成了产品叫卖的品牌保证，“生产性保护”实现了非遗产品“两个效益”的双丰收。

　　有网友为“旅游”作名词解释，认为：“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跑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去，花掉自己的钱，让别人富起来；然后满身疲惫、口袋空空地再回到自己活腻了的地方，继续顽强地活下去。”话说得有点糙，意思的表达也欠准确，但话理是明白的：掏空口袋去自我疲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花钱买罪受”。但为何要如此呢？显然是要去找一种幸福感呀！这种幸福感是一种摆脱“活腻了”的感觉，说得文化些，叫做“喜新不厌旧”的“异文化癖”！

　　区域民间舞蹈是区域文化的有机构成，或许还是“文旅交融”语境中最具生机与活力的组成部分。看看许多旅游景区不惜投入巨资打造被称为“实景演艺”的景观歌舞，你就能明白这一点。这方面，以梅帅元借助张艺谋等打造的《印象刘三姐》在桂林阳朔开其先河。此后，梅帅元在河南嵩山（《禅宗少林》）、湖南张家界（《天门狐仙》）等地另辟蹊径；“印象”则由王潮歌、樊跃联手张艺谋“系列”推出：有比较成功的《印象丽江》《印象大红袍》（福建武夷山），也有不太成功甚至太不成功的《印象海南岛》《印象西湖》（浙江杭州）。稍后，王潮歌、樊跃告别张艺谋而转向“又见”系列，打头阵的《又见平遥》成功实现了“印象系列”的转型——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交互式观赏转化为沉浸式观赏。对于这类作品，笔者起初也因表演者演技平平而觉得“产业利润高，文化含量低”，但逐渐地也感受到这种实景演艺中“总体剧场观”和“高科技演艺观”的艺术魅力——《印象刘三姐》的水上舞台、《印象丽江》的锅底式呈现、《印象大红袍》的环幕式观赏以及《又见平遥》的移步换景式浏览，都能看到“文旅交融”语境中区域民间舞蹈的新想象！

　　实际上，当我们今日谈论“文旅交融”语境中的区域民间舞蹈的新想象之时，这种新想象在云南省已然交融了十余年之久。这里不能不提及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的亲自谋划和全力推动，使得云南多地旅游名胜都将区域民间舞蹈的组台表演作为观光项目，一举改变了既往旅游“白天逛庙，天黑睡觉”的状况。这其中，杨丽萍主创并主演的原生态民间歌舞集《云南映象》率先亮相，驻场昆明；此后丽江的《丽水金沙》、大理的《蝴蝶之梦》、楚雄的《太阳女》、西双版纳的《勐巴拉娜西》也都成为旅游名胜的人文风情。当然，旅游本来就是云南省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区域民间舞蹈组台表演的进驻，无疑是丰富了旅游名胜的人文内涵并提升其文化品质；但我们还应当看到的是，我们“文旅交融”所推动的区域民间舞蹈的产业化进程，本身也推动着其传承发展的新想象。

　　应当说，王潮歌等最初的“印象”系列，在编创理念上主要还是提供交互式观赏的作品。所以，也是早早注意到“文旅交融”这一语境的杨丽萍，将自己的区域民间舞蹈集成之作称为《云南映象》。“印象”的意思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里留下的迹象”；发后鼻音的“映象”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未能收入。如果按对“映”所理解的“因光线照射而显出物体的形象”，我以为杨丽萍想强调的是观众对作品的沉浸式而非交互式体验；想强调观众的感知方式不是“镜”而是“灯”，不是在交互中反映而是在沉浸中照射。杨丽萍为《云南映象》打上“原生态歌舞集”的印记，其实也只是呼唤观众“沉浸”的一种策略。此后无论是作为歌舞集的《藏谜》《云南的响声》，还是她所谓的“舞剧”《孔雀》《十面埋伏》，都格外着眼于给观众沉浸式体验的创造。当杨丽萍在福建福州的平潭岛推出《平潭印象》而踏足实景演艺之时，我们知道这一天是迟早要来的！

　　当我们谈论“文旅交融”这一语境时，区域民间舞蹈的新想象已不是势在必行而是“行在势中”了。换言之，在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牵手着文化和旅游之际，旅游与文化早就在欢度它们的蜜月了。可以说，“文化和旅游部”的挂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当然我们更期待着这一体制改革的深化为“文旅交融”鼓荡风帆、长驱远航。我们注意到，在“文旅交融”这一语境中，区域民间舞蹈的新想象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作为特定地域、特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民间舞蹈，以一种组舞式的方式呈现出来，为旅游者提供所在地文化以形象、直观的理解；当然，这种呈现有时也难免因编导追求时尚化而趋时应景。这方面以前述云南做得较为自觉，丽江的《丽水金沙》、大理的《蝴蝶之梦》、楚雄的《太阳女》、西双版纳的《勐巴拉娜西》等无不如是。其二，地方的文化主管部门和文化工作者，在“文旅交融”这一语境感悟到一种文化自信，并生成了一种文化自觉——这便是自觉地推出地方的历史名人，在打造地方文化名片的同时夯实地方的文化自信。就舞剧而言，海南创作了《东坡海南》，湖南创作了《桃花源记》，重庆创作了《杜甫》，河南洛阳创作了《关公》，内蒙古呼和浩特创作了《昭君》；仅在安徽一省，就有蚌埠创作的《大禹》、马鞍山创作的《李白》……其三，无论是在景观演艺还是在舞台演艺的创造中，给观众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都成为编创者构思的重要方面，这使得舞台演艺既往的交互式体验有了越来越多的沉浸式体验的色彩。接受美学认为一个艺术作品的最终完成在于接受者的实际理解，而可能这关乎他的全部人生经验和审美历练。但现在，沉浸式体验甚至让接受者进入与观赏对象同步的表演创造中，进入编创者预留给他们的沉浸空间而参与创造。

　　思考“文旅交融”这一语境中的区域民间舞蹈的新想象，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知艺术生产的常识性理念。首先，是对艺术作品“寓教于乐”作用方式的重新申说。艺术作品要给予人以美感，要有助于涵养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境界，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涵养、提升所具有的教化功能，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要莎士比亚化而非席勒式的。作为“文旅交融”语境中的新想象，不是单向度地说文化提升旅游的品位，同样也要考虑寓教于乐的艺术作品才能提升“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幸福指数。其次，是对艺术作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方向的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再强调要“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而我们的艺术生产也有个“供给侧”变革的问题，要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第三，是对艺术作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源泉的深入理解。一方面，我们应当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在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关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而由交互式体验走向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生活能使其在参与创造中提升幸福指数。总之，“文旅交融”为区域民间舞蹈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语境，这一语境将会激发我们区域民间舞蹈的新想象，实现我们区域民间舞蹈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