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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的历史形象与戏曲形象为何有巨大差异?

时间:2018年08月24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高 岩

  蔡邕,字伯喈,是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他是史书上有着明确记载的历史人物。然而,蔡邕的形象进入戏曲作品后,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史书记载的孝子形象转而为负心汉,再转而为“三不从”的无奈文人。蔡伯喈的历史形象与戏曲形象之间为何会有差异呢?

  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伯喈是“笃孝”的模范: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兔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

  蔡伯喈侍奉病榻上的母亲三年,常常夜不能寐。母亲病逝后又恭敬有礼地为之守孝,获得了乡里的敬佩。蔡邕还具有“兄友弟恭”的高义,兄弟三世同住,相处和睦。

  然而,到了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伯喈的形象开始出现质的变化。

  徐渭在《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是家庭婚姻剧的典型代表,蔡伯喈富贵易妻,另娶高门,并马踏贞女,可谓是丧尽天良。流行于民间的南戏,自然不会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书生有好下场,于是蔡伯喈被雷劈死,表现了民间情感对“负心人”的深恶痛绝。也借助这样的戏曲结局安排,达到了宣泄情感和表达爱憎的艺术效果。

  元末明初的《琵琶记》,在著名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再创造。作者高明主要的改编笔墨就集中在蔡伯喈身上,李渔在谈到蔡伯喈形象的塑造时说:“一部《琵琶》,止为蔡伯喈一人。”高明把民间百姓深恶痛绝的“负心汉”蔡伯喈形象,改写成“三不从”的文人形象:欲在家养亲,父不从,蔡伯喈被迫上京赴考;考中状元后,蔡伯喈想推辞牛丞相招婚,但牛丞相不从,并以奉旨成婚的方式逼迫蔡伯喈“重婚”;蔡伯喈时刻怀念家人,欲辞官归里,可朝廷不从。此所谓“三不从”。学者陆林认为,“将民间气息浓郁的宋元南戏特有的批判锋芒已抹去无痕”。

  蔡伯喈形象的变化,早已引起历史上戏曲家们的注意,明代白云散仙在《重订慕容喈琵琶记序》中谈到蔡伯喈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的差异性时说:

  是戏(《琵琶记》)词丽调高,谓为南戏之祖,信矣。然不免诬诳前贤耳!史称:蔡邕三世同居,父子同朝。又称:邕至孝侍母,病不解衣,庐母墓致瑞,盖非贫仰于邻,而赖妻治葬者也。此戏失真,何以取信于世?

  明代胡应麟也在《琵琶记本事考》中感慨此事:

  余尝笑中郎有三不幸:汉史垂成,陷身缧绁,一也;生止一女,复没虏庭,二也;头白齿落,制命凶渠,千年后横遭风流案诬衊,日为里妇唾讥,三也。闻者辄大噱不能已。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之间巨大的差异呢?

  首先是民间艺人按照社会下层民众的审美情趣改造蔡伯喈的形象,反映百姓对“负心书生”的彻骨痛恨。

  南宋前期,南曲戏文产生,带着民间审美趣味在东南沿海村坊乡镇生根发芽,下层百姓喜闻乐见的家庭婚姻题材是南戏主要表演内容。在宗法制的婚姻制度中,男性占有话语权,是维护家庭稳定的核心力量,批判男性富贵易妻、不守诚信行为成为南戏的重要看点,“负心书生”成为南戏极力批判的对象。普通民众要求维护稳定的家庭关系愿望,章培恒认为,在南戏中“更为集中和强烈”。

  宋元间,蔡伯喈“负心汉”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陆游曾写《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在南宋乡野说唱艺术已经十分繁盛,而蔡伯喈是其中重要的故事题材。

  此外,宋元南戏遗存的《小上坟》中有一段唱词,更加明确地说出了“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的具体内容:

  正走之间泪满腮,想起了古人蔡伯喈。他上京城去赶考,赶考一去不回来。一双爹娘冻饿死,五娘抱土垒坟台。坟台垒起三尺土,从空降下琵琶来。身背琵琶描容像,一心上京找夫回。找到京城不相认,哭坏了贤惠女裙钗。贤惠五娘遭马蹦,到后来五雷轰顶是那蔡伯喈。

  蔡伯喈“负心汉”的戏曲形象由此发端,并在民间说唱艺术中盛行,成为脍炙人口的剧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中有《蔡伯喈》一目。

  《赵贞女蔡二郎》戏文今已全佚,但根据徐渭《南词叙录》记载,其主要剧情写的是“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显然,在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伯喈仍是民间审美接受中的“负心书生”形象。作品的主旨仍是谴责忘恩负义,并以“暴雷劈死”为结局设计,表达百姓疾恶如仇的朴素情感。

  其次,高明《琵琶记》将戏曲的叙事由民间视角转为文人视角,以文人心态的复杂性角度改写了蔡伯喈形象,同时他根据文人刻板的“子孝妻贤”的礼教要求,将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悲剧结局改写成了满门旌表的大团圆结局。蔡伯喈形象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戏曲由民间文化向士大夫文化的审美嬗变。

  明清时期,文人成为戏曲创作的主体,文人曲家强烈地意识到,戏曲中塑造的文人形象会影响现实社会对于文人群体的认知。于是,他们在创作时有着明确的自我形象塑造意识,以文人士大夫为创作主体的明清传奇,开始按照文人心目中的理想塑造文人形象。故此,明清戏曲中的文人形象较宋元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编辑:王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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