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1日，一个看似稀松平常、但对曲艺事业来说，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时任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董耀鹏与时任辽宁科技大学校长孙秋柏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一直以来，曲艺未能搭上现代高等教育快车是严重制约曲艺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大瓶颈，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中国曲协亟待在这方面破题。而开办曲艺表演专业、开展教学实践10年的辽宁科技大学，也亟待一套适合高等教育的统编教材，从而打破不能以曲艺专业名正言顺招生的困境。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开发一套符合高等教育教学规范的曲艺类专业教材。为确保教材规范、准确、权威及编写工作顺利推进，双方商定组建教材指导委员会和编辑工作委员会，各自出资100万元作为教材编写专项基金，初步确定编写《中国曲艺艺术概论》《中国曲艺发展简史》《相声表演艺术》《评书表演艺术》以及《苏州评弹表演艺术》这5本教材。这次会面为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系列教材的问世播下了种子。从此，系列教材即将破土发芽、孕育成长、开花结果。 

　　为落实双方会谈成果，2013年8月2日至3日，中国曲协在北京组织召开曲艺本科专业教材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邀请了时任中国曲协顾问、南开大学教授薛宝琨，中国曲协副主席、曲艺创作与教育委员会主任崔凯，中国曲协理论委员会主任常祥霖，北京曲协副主席李立山以及上海大学教授张祖健，天津市曲艺团创作员赵坤，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曲艺系主任周壮等曲艺理论、创作、表演、教学方面专家，用整整两天的时间专题研究了曲艺类本科专业教材的编写体例。会议特别对《中国曲艺艺术概论》《相声表演艺术》两本教材的体例、内容、章节进行了论证。会议还确定了教材编写联络员，具体由曲协工作人员担任。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首套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系列教材编写工程正式启动。

　　2014年7月7日，中国曲协与辽宁科技大学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明确编印进度、双方各自责任以及共同责任，为确保共同开发高等教育曲艺本科教材提供法律保障。按照协议明确要求，2014年12月18日至19日，中国曲协会同辽宁科技大学在辽宁鞍山召开高等教育曲艺类专业教材编写工程联席会议。双方的领导和陆军、陈亦兵、李世儒、张祖健、高玉琮、鲍震培、崔立君、梁彦、张楠、高晓攀等专家学者共同参加。这次会议梳理总结了教材编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了在坚持好“规范、系统、全面”六字方针基础上，严格立足曲艺艺术本体、充分结合本科教学实践实际，注意把握共性，实现通过使用教材能够让学生掌握创作表演技巧的重要目的。会议提出增加编写《中华曲艺书目内容概览》和《中国少数民族曲艺艺术》两本教材，决定举办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峰会和成立全国大学生曲艺社团联盟，从而听取教学实践一线的声音，深化曲艺在高等院校的影响，凝聚推动曲艺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的坚实力量。

　　此后，中国曲协紧锣密鼓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摸排开设曲艺专业方向大中专院校和研究机构总体情况、积极联络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专家、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艺术分社对接和洽谈出版意向。经过两个月精心筹备，2015年7月2日至3日，由中国曲协和辽宁科技大学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峰会在辽宁鞍山召开。仲呈祥、傅谨、赵为民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等教育曲艺本科教材编写负责人、高等教育出版社负责同志、开设曲艺专业方向大中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负责人济济一堂，共同商谈研讨曲艺学科建设、高等教育教学、教材编写出版等事宜。会议形成了丰硕成果，一致动议成立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联盟、中国曲艺艺术研究基金和中国曲协曲艺教育和学科建设委员会。此后，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峰会连年召开，逐渐成为一种机制，持续不断地调动全国曲艺教育力量，对教材使用、教学应用以及学科建设积累经验、探索实践。

　　所谓一史一论，指的是《中国曲艺发展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中国曲艺艺术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这两本书。一史一论启动最早，搭建写作班子最早，形成提纲最早，最后出来也最早。事实上，经过近40年的积累，曲艺在史学和原理上的研究已经纯熟，侯宝林、汪景寿、薛宝琨、姜昆、戴宏森、倪钟之、蔡源莉、吴文科等专家学者均出版了相关理论学术著作。虽然有良好的理论研究基础，实际上一史一论的编写出版依然克服了不少困难。一方面，编辑出版通识性较强、业界普遍认可、符合高等教育规范和规律的教材，这是与学术著作最为显著的不同，也是《简史》《概论》编撰的难点、重点和方向。另一方面，《简史》《概论》的作者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动和状况，致使写作一度中断，不可抗力地增加了编写出版的难度。 

　　《简史》一书，由南开大学教授鲍震培和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高玉琮担纲。两位专家长期从事曲艺理论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学术功底，又长期活跃在教育教学一线。于是，早在2013年中国曲协与辽宁科技大学商谈决定共同组织编写系列教材时，就已经将人选锁定在他们身上。于是，我们第一时间邀约他们按照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既定要求拿出提纲。两位专家痛快地答应下来，用了大半年的时间研究修改，几易其稿，最终获批。用螺旋式上升来形容《简史》撰写的过程，颇为贴切。因为作为系列教材的主梁，我们迫切需要这本教材的问世，越早越好。然而编写曲艺本科教材，谁都没有经验，只能投石问路、摸索中前行。提纲不断完善，内容反复修改。当我们告知提纲获批后，两位专家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教材主体内容，但内容和体例还不尽如人意。2014年底，在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举办的高等教育曲艺专业教材编写联席会议上，我们专门把两位专家邀请到会，对已经基本完稿的章节进行研究讨论，提出了具体修改的意见。当时明确《简史》要做好取舍，不要面面俱到；在章节分配上要更加合理，适合教学。会后，两位专家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加紧修改，于2015年6月底交稿。我们在拿到稿件后，不敢耽搁，赶紧委托其他专家审稿，并于2015年底将审稿意见反馈给作者。令人颇为感动的是，其间鲍震培、高玉琮两位老师身体状况频出，但仍毅然放弃春节休假休息集中修改，在2016年春节后不久的3月10日如期交稿。

　　《概论》一书更是一波三折。在系列教材启动之时，就明确了著名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先生担纲主编。他很快拿出了提纲，组建了写作班子。然而，他身体一直抱恙，难以花费更多的精力来组织书的编撰工作。令人悲痛的是，2016年2月28日，薛宝琨先生与世长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概论》向前推进，也为了更好地完成薛宝琨先生的心愿，曲协分党组决定由时任中国曲协副主席崔凯来牵头。我们立即联系《概论》其他写作班子成员，获知他们有的书稿已近完成，如蔡源莉、启贺等，有的还没有动笔。于是我们立刻补充写作班子力量，由崔凯、崔晓负责没有动笔的章节撰写。在崔凯、杨晓雪、蒋慧明、蔡源莉、崔晓、启贺等作者共同努力下，通过阅读大量的曲艺学术著作和理论文章，认真揣摩薛宝琨先生既定的编撰提纲的意图和思路，终于历时一年，在2017年4月12日完成了书稿。在书稿编撰过程中，作为薛宝琨先生的学生，鲍震培对全书进行了统一调整和校注。出于对她工作的尊重，我们本想让她署名执行副主编，但她本人多次表达为了曲艺学科建设、为了不辜负自己老师，义不容辞，一再婉拒，令我们非常感动。书稿完成后，我们又给远在大洋彼岸的薛宝琨先生的儿子薛晓东打通电话，征得了他的理解和支持，仍以薛宝琨担任主编方式出版。这也是对薛宝琨先生为曲艺事业鞠躬尽瘁的最好纪念。

　　总体看，《简史》按照时间的维度纵向梳理了曲艺形成、发展的历程，阐明了曲艺的源与流；《概论》按照范畴的维度横向概述了曲艺的要素、种类、特征、创作表演环节等内容，阐明了曲艺的内涵与外延。一史一论，一纵一横，一个主梁一个基石，搭建起系列教材体系的主体框架，奠定了曲艺高等教育的坚实基础。

　　建设中华曲艺学学科，需要整理清楚中华曲艺发展到今天，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底积累了多少学术理论成果，曲艺学科的家底有多少。基于此，中国曲协决定推出《中华曲艺图书资料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中华曲艺书目内容概览》（以下简称《概览》）这两本书，为开展曲艺高等教育教学和理论学术研究提供全面、系统的资料储备和参考。 　　 

　　早在2013年，中国曲协就着手调查统计中国曲艺已公开出版的图书和内部发行资料的底数。经中国文联曲艺艺术中心初步统计，国家图书馆馆藏图书资料4420册，中国曲协资料室保存图书资料2233册，总计6653册。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这6653册书目录进行了逐一比对核实，删去了其中重复交叉的图书资料；同时到资料室和国家图书馆一本一本地查找、借阅，把那些图书分类上或名称上归为曲艺但实为其他的图书资料进行排除。这一下就从6653册书目中，删除了近1900余册。为了尽可能地把底数弄得更加准确，我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提供中心沟通，直接到国家图书馆现场办公，将凡涉及曲艺的图书资料全部调取出来，又挖掘出700余册。这一过程从2014年底到2015年底历时1年，经过十分艰苦的努力，最终将现存（截至2015年底）曲艺类图书资料数量锁定为5420册。在整理书目过程中，我们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就是如何将这些书目编辑成能够使用、便于查找的教材和工具书。按照格物致知的思路，我们发现，所有曲艺图书资料可分为研究类和作品类。作品类分为滑稽类、散说类、叙唱类、韵诵类，将包含两个及两个以上曲种作品类书籍归为综合类，将宝卷、话本、子弟书等古代曲艺作品单列为一类；研究类，我们创造性地将其分为曲艺理论类、曲艺史论、名家传记、杂谈论集、索引词典类和曲艺相关的古代笔记6大类。按照如此分类办法，可以将这5420册图书资料全部覆盖、一网打尽。编辑图书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索引问题。我们提出了按照书名首字母办法进行排列，形成索引。这需要人工将书一本一本地排列出来，工作量十分巨大，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工作到凌晨。在此过程中，现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当时还是清华大学研究生的石羚作出了重要贡献。2015年5月12日，董耀鹏书记在《名录》提纲上批示：“研究部做了艰苦工作，将这些资料合理地划分为理论、历史、传记、论集、索引等五个类别，很不容易，向研究部同志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在整理书目过程中，我们择取了具有代表性的500本书。曲协分党组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董耀鹏、曲华江、黄群、项云带头撰写，动员曲协全体干部职工每人写出10本书的内容简介。如此，既能够迅速形成《概览》书稿，又能够促进大家提升专业素养，可谓一举两得。毕竟这是一个由近40人共同参与、协同撰写的编纂工程，每个人选择的书的内容不同、笔力和文风也不同，统编的压力会很大。我们于2015年5月19日起草了编写体例，按照曲艺理论类、曲艺史类、名家传记类、杂谈论集类、词典索引读本类，分别撰写了马季著《相声艺术漫谈》；倪钟之著《中国曲艺史》；孟然、罗君生编著《骆玉笙传奇》；老舍著《老舍曲艺文选》；傅惜华编著《子弟书总目》的内容概览作为范例提供给大家参考。2015年底，半年多的时间，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书稿交齐了。我们又找到了商务印书馆梁彦。他是门里人，也是曲艺书籍搜藏和编辑专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进一步夯实了《概览》内容。

　　《概览》《名录》分别在2016年3月18日和25日定稿。两本书成书速度之快，足以反映出曲协全体干部职工团结一心和努力担当。两本书是曲协干部职工为曲艺事业敬献的心意和礼物，它们将中华曲艺千百年来创作研究成果提纲挈领般地呈现，展示出中华曲艺学科建设的厚重底气和勃勃生机。

　　在《简史》《概论》《名录》《概览》出版后，由田连元、田洁担纲的《评书表演艺术》（以下简称《评书》）于2019年3月出版，堪为里程碑。《评书》作为专门曲种著作第一个出现在高等教育教材当中，使系列教材终于完成了史论、工具书、表演艺术的架构。 

　　2015年6月，我们拿着分党组审定后的评书教材提纲登门拜访田连元先生。和田连元先生聊了一下午，我们鼓励他完成这个“前无古人的作品”并主要表达两个意思，一是希望他能够按照提纲来完成，二是我们全力做好教材编写的后勤保障工作。但田连元先生开始没有表态，而是和我们聊了很多评书的故事和他对评书的理解，他认为至今没有一套总结出来的评书表演理论很是遗憾，也深感焦虑，认为评书这门艺术一定有自己的理论，而且和三大表演体系不同，说着说着，他最后说了一句“我就按着这个提纲试试写吧，但只有一个条件，我敲字慢，我来找一个人，我来说，她来帮我往电脑记录。”我们非常欣喜，评书教材编写的事敲定了，赶紧答应雇人打字的费用由曲协来出。然而，一个人说，一个人记录，要保证教材的严谨准确，这样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在这位70多岁老人的努力下，完成了。

　　2017年3月28日，我们收到了初稿。田连元先生嘱咐这稿子是初稿，不成熟，切勿外传。其实，我们听出他对这本书的呕心沥血，还透着完成任务的一份欣喜和轻松。初稿收到后，我们赶紧打印了几份给领导。但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没有按照我们给的提纲来写，表演一章过于厚重、没有创作专章、通篇第一人称过多、不符合教材编写规范，需要按照提纲重新组织。这也就意味着，这本书需要大改，梁子要改，伤筋动骨地改！然而，怎么能把这样的意见反馈给为之辛勤付出的一个70多岁的老人呢。我们十分不忍打击田连元先生的热情，于是想了个办法，先是找了两位高校的年轻教师，让他们审阅后匿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另一个是做了一次认真校对，让作者感受我们审稿的细致。我们看出了一些人名之类的“硬伤”。当然，稿子是雇人打印的，这些避免不了。有了这个准备，我们于6月再次登门拜访田连元先生。和他说，这些意见都是专家和出版社的意见，希望他能够吸收。田连元先生面对自己辛辛苦苦撰写的稿子，即使我们说的话再委婉，他还是难以接受的，他不太认可“专家”的意见，又讲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最后他勉强答应在创作上加一章来。

　　正好赶上了个机会。2017年9月，宣南书馆成立十周年庆典暨首届宣南书荟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正好和田连元先生遇上，坐在一起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他笑着说：“耀鹏书记已经和我说了，哪里是专家的意见，其实是你们的意见。我就按照组织的意见改吧。不过，这段时间我要全身心集中精力弄稿子，活动尽量别安排我了。”田连元先生说到做到，2017年12月15日，我们收到了终稿，稿子成形了，完全按照我们的提纲改了出来。于是立即交给出版社。

　　然而，高等教育出版社十分认真，他们对校对要求很高，由于书里头引用了大量原文、古文、作品，他们都要找到出处，一个一个字地校对，自然花费不少时间。同时，为了增强该书的可读性，适应现代高等教育教材出版要求，出版社提出要配上一些音视频辅助教学。这也是个新事物，在与田连元先生沟通前，我们心里也没底。这无疑增加了他的工作量，特别是这种技术的东西，老人不好适应。还好，他欣然应允，并收集了出来，交给了出版社。一来二去，时间拖得有些久了。田连元先生多次询问书什么时候能出版。这期间我们又见了四次、通了20次电话、微信不计其数，我们讲了出版社的进度和工作难度，他都非常理解。2019年春节前，出版社告诉我，这本书因为列入了中华传统文化重点出版工程，被抽去质检，结果差错率为万分之一点四，没有达到低于万分之一的标准。这个标准十分严苛，也就是说，10万个字不能超过错10个字。好在是印刷前质检，相当于体检。当我们把这个信息反馈给田连元先生后，他却欣慰地说“出版社这么认真，是好事啊，这是在帮助我们啊，让书出了以后少出错，保证了质量和品质啊”并表示不急。2019年3月6日，我们终于把书送到了他的手中。

　　整个编写出版过程，让我们深受感动，田连元不愧为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没有一诺千金的信义，这书出不了。没有一丝不苟的认真，这书出不了。没有自我革命的魄力，这书出不了。没有宽阔豁达的胸怀，这书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