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素以版画创作著称画坛，晚年亦在中国画创作上着力良多，图为近作：银色世界系列之二

　　展览开幕式定在上午10点半开始，10点不到，中国美术馆方厅通向各处的路已经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人们在前厅放了很多花篮，一派热闹景象。

　　很多新朋，好奇展览主人公的生平与经历；很多旧友，忙着互相寒暄天气与起居。大家都在等待他——王琦，95岁高龄的著名艺术家，听他讲70年的艺术旅途。

　　黑皮衣，花色围巾，卡其色长裤，黑布鞋，身材“高人一等”的王琦精神矍铄，有着经历延安时代的艺术家特有的气质，有着老美院人的“范儿”。签名、握手、拍照，众人争先恐后，他应接不暇。“艺术的道路越走越长，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短，对自己在创作上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拿出只争朝夕的精神，希望在创作中不断顽强地艰苦奋斗”，王琦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5年前，我曾在这里举办从艺70周年的展览，如今又办展览，非常高兴。希望同志们给我多多提意见。”王琦洪亮的声音回响在“纪念王琦从艺75周年暨95华诞——水墨新旅程书画展”开幕式上，引发现场热烈的掌声。

　　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是没有感染力的

　　几年前采访王琦，他一样的精神矍铄，握手有力，不愧是以刀代笔的艺术家；由于语言有时不通，他偶尔大飙英文以方便沟通理解，说起来，你若探索了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艺界的往事钩沉，经历颇为传奇的他，自然是一个资源的百宝箱。

　　1918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的王琦，自幼受家学熏陶，自上海美专毕业后，1938年春，由老师倪贻德介绍到重庆“政治部三厅”工作，8月首赴延安，首次拿起木刻刀。1939年初回到重庆，加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42年筹建中国木刻研究会，1942年和1943年发起组织双十全国木刻展，1948年赴香港，1950年回到上海，1952年起任教于中央美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当选为第一届文代会代表的王琦先生，因交通受阻未能见证中国文联的诞生，而他在之后的60余年岁月里，作为版画大师、艺术评论家、新兴版画运动和新美术运动的领导者，一直见证着中国美术的发展、转折与变迁。

　　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作为新兴木刻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王琦以充沛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实践着他的革命理想，并贯穿他的艺术人生始终。他的早期作品《难民站上》《难民一群》等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艰难时世和人民疾苦，他的《警报解除之后》《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等名作，以木刻为武器唤起了广大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版画题材转向水利建设、林业建设等，《售余粮》《贮木场》构图开阔，尤其在他尝试创作套色木刻后，《晚归》《雪原峡谷》等作品画面色彩明丽，堪称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史诗。改革开放后，王琦激情奔涌，佳作迭出，《人民万岁》等组画作品气象雄奇，迎来了创作的另一高峰。

　　“鲁迅先生曾说，艺术品一定要重视它的艺术性，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是没有感染力的。”——这句话鼓舞了王琦几十年创新求变。

　　少年时的王琦在大革命时期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既当革命家，又当艺术家，两者应是截然分开的，但上了上海美专，听到了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的学说，又看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苦闷的象征》，接受了很多革命文艺思想的感染”，鲁迅的文章让他豁然开朗，他的“纯艺术”的理想破灭了，他希望艺术表现生活、表现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1946年，王琦曾经感到遗憾：自己没有直接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虽然1934年他进上海美专时就认真研读了鲁迅的著作，“可是鲁迅的著作和他的精神，始终是我们这样年轻人学习效法的榜样，我一直在鲁迅先生精神的感召下从事自己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