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归家感和亲情感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或多或少都缺乏讨论春节文化的兴致，但在春节文化上出现的问题，根子却深藏在日常生活当中，反映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在春节期间，我们每个人所体验到的，其实正是全部生活的深刻变化。事实上，中国人一直是通过春节来感受生活和建设生活，因而我们在讨论春节文化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时，必然地要与探索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模式相联系。 

　　所谓“年味淡了”的老话题，总是在说我们的节日如何遭受洋节的冲击，或者说春节的活动如何缺乏传统的特色，可是这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说到年味淡了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时代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变了，彼此交流的方式也变了，这些变化比物质生活的变化还要来得深巨。六年前，我曾在一篇叫做《谈“年味”》的文章中说过：在20世纪，虽然“中国的农耕社会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变动，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城乡生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基层社会的人际关系也大部分没有脱离传统的性质，诸如对于家族、姻亲、邻里等关系的重视等等。”所以，以农历为根据的春节，并没有很快失去它的社会文化基础，“年味”的失落也就没有那么迅速。近20多年来的情况却有很大不同，我国民众的整体生活方式开始从本质上发生变化，就人际关系来说，城市中越来越重视个人间的实际交往，特别是年轻一辈对亲属与邻里的关怀都有所淡化，所以“常回家看看”的歌声就异常地感人。春节为我们提供了弥补遗憾的机会，因为那浓浓的亲情和归家的感觉本是对“年味”最重要的体验。可是，今天谁敢保证这种体验还能像以往那样深刻？呼唤“年味”的回归，正反映出人们在这方面的忧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对各种功利的计较已经大大冲淡了对于亲情的拥有，那么人们就会更加期待春节的温馨，希望获得与自家人团聚的幸福，获得与亲属交往的快乐。实现归家感和亲情感是人们享受春节文化的基本需求，也是感受到年味的前提条件。 

　　现在的年轻人也并不都是存心要借着春节长假而出外旅游，大部分还是要想方设法回到父母身边，可是他们即使回到家乡，也不能在家人和亲属的圈子里呆上更多的时间。有些人干脆回不了家，或者是为了工作机会，或者是由于实在买不到车票，只能孤身在外。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在城市中看见了春节的一些热闹，也很难体验到浓浓的年味。 

　　显然，生活方式的改变首先是人际关系的改变，春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修复这一改变所带来的情感危机，但是要解决当代人的感情危机问题，却不要以 为单单靠保留春节等民俗形式就能奏效。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农村中人口的外流和家庭人口结构的残缺，一方面是城市居民数量的迅速增长和人们之间的陌生化，这两方面变化都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互动关系的结构。以此为背景，传统的民俗文化作为情感交流的方式和符号的意义，其实是很难在当代生活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于是，这些文化或者是消失，或者是发生性质的改变，或者是被给予全新的再创造。例如，一些农村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祠堂祭祖、庙会祭神、节日表演等活动曾一度复兴，但是大约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年轻人外出打工潮的影响，又都纷纷衰落下来。近年来之所以又得到一定的恢复，主要的动力是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鼓励。传统民俗在短短30年里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从“过年”的景象中看得一清二楚。认为恢复传统年俗符号就可以恢复年味的想法，多少有些简单。真正理解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化，尊重老百姓的情感诉求，鼓励老百姓自主的节日文化创造，并为此提供最大程度的服务，可能是其中的关键 

　　二、历史感与尊严感 

　　春节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让人感到比较奇怪的事情。春节作为活生生的传统，难道跟古代留下来的书籍和文物古迹一样，也具有某种遗产的性质吗？要知道，春节，比儒家经典的传承更加具有活力，因为它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身体实践，是每个人对于自身人生价值的深刻体验。我相信，尽管有许多传统的民俗文化形式正在消失，但春节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它呈现给我们的并非是某种固定的模式，而是既具有地方的多样性，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感，以此传承着我们民族每个成员之间既相互尊重又相互认同的核心价值。不唯春节，民俗文化普遍具有这种身体性特征，是与人的身体共同存在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在春节这一聚集民俗文化的时空中，每一个人都正式扮演着在“社会戏剧”大舞台上的角色，共同演绎着生生不息的民族历史，一言一行都渗透着进入这一历史过程的激情与豪迈。历史从书本上走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当中，这是春节民俗最根本的价值。 

　　春节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个人尊严的实现。记得小时候，穿上了过年的新衣服，大年初一这天一大早，就和弟弟一起到叔叔家去拜年，心里美滋滋的。那就是过年的一种感觉，包含了某种在家庭中的归属感和位置感。当各地民众说“有钱没钱，都要过年”的时候，其实强调的是过年事关一个人的尊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尊严与社会秩序的维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家庭或者家族当中，每一个人都担当着自己最重要的权力和责任，在各种亲属关系中又有自己不同等级的地位。过年期间，人们所要遵守的大部分交往习俗，都渗透了这些等级关系秩序的伦理观念。但是，在家庭团聚和在亲属之间互相看望的过程中，人们所交流的谈话却又远远超出了这些伦理的内容，包括各种各样的拼搏经历和见多识广的消息，这些无疑都加深了亲人之间的感情沟通，传达出巨大的精神鼓励。所以，我们发现，无论城乡，春晚的电视节目虽然在旁边播放着，却阻挡不住一家老老少少的亲密交谈。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都共同感到这种天伦之乐的获得是多么难能可贵。在一次春节期间，我到北京西部山区的农民家中做客，亲眼看见这家的主人， 一对老夫妻为迟迟得不到儿子回来过年的明确消息而忧心忡忡。我想，在代际之间的文化距离与情感矛盾日益加重的今天，如何过好春节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春节民俗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在于此。春节作为一个气魄宏大的民俗节日，就是因为它离不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参与和传承。在指责年味淡了的时候，我们都要想一想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另一方面，我们不会退回到农耕文明，所以只能有意识地将传统的年俗文化带进新的公民社会体系，使传统文化与新的时代生活融合在一起。现代公民的意识未必不能与传统亲属关系的情感纽带结合起来。事实上，春节在建设和谐的公民社会过程中正发生着它特殊的效用。当我们在过年期间能够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送上爱心，那不是也会为春节增添了一缕浓浓的年味吗？ 

　　三、狂欢感与实践感

　　春节中的感受，还有举国同庆，万民同乐的狂欢感。这既是来自大街小巷、千家万户的新年布置，也是来自人们彼此之间的真诚祝福，更是来自春节末尾的元宵庆典。整个春节期间，给予我们感官的是无比丰富的民俗情感符号，从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门神、福字、年画、窗花，悬挂的“挂钱儿”、灯笼，到街面和庙市上摆放的各式各样的年货；从小孩子穿上整洁的衣服，满街乱跑放鞭炮，到成年人的舞狮耍龙、夜放礼花、登台演戏等，都营造着欢乐无比的节日气氛。这中间，饱含着人们期盼幸福的共同心理，也表达着团结向上的集体精神。所有这些，不仅是平日里难以见到的，而且与平日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可是现在，这种反差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似乎在每一天都可以看见熙熙攘攘、五彩缤纷的景象，这是由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和社会交往的活跃造成的。节日和平常日子的消费已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们一方面满足地说，“现在天天像是过年”，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在过年时太乏味了。面对这一重大的生活变化，即节日与日常的反差的消失，甚至是节日比日常还乏味的情况，尽可能地保留一些传统过年的习俗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春节作为与日常形成反差的生活状态，民俗传统中还含有某种将社会等级秩序颠倒的象征性意蕴。例如，在许多地方都有在正月十五前后几天，由社火表演中的职官代替平时的职官掌管断案事务的说法。事实上，这些天只会发生在表演会班之间谁当老大之争，即所谓“耗财买脸”的故意纠纷，民间社会的和谐气氛却由此得到强有力的维护。一些村落社会中的边缘人，如外来的工匠，往往在节日期间成为光鲜靓丽的角色。春节，在加强日常生活秩序神圣感的同时，也带给所有人以担当重要角色、主动参与社区文化建构的机会，这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当代社会实践理论中关于“场域”“惯习”“策略” 等概念 ， 也适用于观察和体验春节活动时对于个体的行动经历的分析。 

　　正是通过人们进入空前的大聚会，在狂欢的气氛中彼此真诚交流，春节对于整合全社会的生活秩序，加强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以宽广的胸怀理解和吸收其他文化，发生着不可比拟的实践意义。 

　　四、政府与民间互动的春节活动

　　人们对于春节的感受若此，对于所谓年味儿的期待亦若此。春节，和我们一起迎来了和平发展的盛世，但是如何能够实现上述期待却又难题多多。实现这些期待，首要的依靠是每一个家庭的团聚，其次要依靠各地社区性民俗活动的举办。在当代社会中，要实现每一个家庭的团聚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从假日客运服务、对于某些群体给予特殊关怀，从加强传统文化中情感价值的发掘与保护等方面，政府都有大量工作要做。这里主要谈一下社区性活动的问题。各地要在本地民俗传统的基础上来组织好春节活动，从全局上看，应该是千姿百态、争相斗艳的。前些年，有人竟然建议要为中国老百姓设计一下春节应该怎样过的问题，不客气地讲，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愚蠢想法。其次，各地政府如何面对春节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开展好负责、支持和服务的工作。“政府主导”文化的意思应该这样来理解。 

　　2011年2月10日至17日，即正月初八至正月十五，中央文史馆“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调研项目组在舒乙先生的率领下，先后到山东省济南市、广东省佛山市和山西省孝义市，对三地的春节活动进行了实地考察。目的是为各级政府组织好春节活动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调研组成员参与了各式各样的节日活动，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还参加了几个座谈会、讨论会，获得了当地春节民俗的基本信息。本人有幸参加这次考察，带着政府与民间如何进行互动的问题意识，对各地春节活动的举办进行了一定观察。 

　　三个考察地点的距离虽然比较遥远，但是我们的移动却非常迅速，李白感慨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还有所不及，所以我们对于春节民俗的地域性感受最深，对于什么叫做举国欢庆、万民同乐也感受最深。三地政府在春节活动的引导与组织上是各有智慧，与民间社会活动的自我组织形成了不同的互动方式，总的来说都是调动起了地方春节文化的活力。就有限的接触来看，大体的情况是，济南是凸显节日文化与城市建设，特别是与旅游业建设的紧密联系，从中感受到山东省旅游局的智慧；佛山是结合城市化过程的新情况，为民间所恢复的各种传统节日民俗活动提供多种支持和服务；孝义则是以弘扬地方标志性文化——“孝义”为主旨，搭建许多活动平台吸引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济南人的春节，被纳入到在山东全省今年举办的第二届“好客山东贺年会”的总体旅游活动中，济南为此推出了多条泉城风光的游览线路。充分调动本省游客的主动参与，吸引省外和国外游客的光临，是“好客山东贺年会”将节日民俗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一个策略。实际上，在目前省外游客还不可能大批前来观光的情形下，进入这一活动的主体主要还是本地的老百姓。例如，在灵岩寺作为全国四大佛教名刹，举办有“孝心游”活动，主要游客就来源于济南本地。大明湖和护城河的重新治理，使得济南焕发出历史名城的活力，特别是冬日里淙淙流淌于一些古老街巷中的泉水，给千家万户带来无尽的福运和财运，济南的居民在就近的游逛中真正体验到了生活的变化，体验到了难得的宁静，因为现在的都市只有在过年时才能看不到那么多外来的人口。 

　　南国春来早，广东佛山的春节充满民间传统文化的情趣，热闹而祥和。据当地同志提供的汇报，节日期间的活动大致分担了迎春、贺政、祈福等三项含意。迎春包括穿衣装扮与节前的谢灶神、上揮春、行花街、卖懒、责年、放炮竹，以及选择食物的寓意。贺政包括拜年舞狮、唱贺政龙舟歌、逛祖庙。祈福包括北帝游神、唱大戏，及元宵节的行通济、乐安花灯会、官窑生菜会等。初一这天，参加到祖庙“抢头香”的人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反映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期盼更加强烈。市政府为维护安全，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老百姓也都自觉配合秩序的管理，井然有序地进到庙里上香。近些年来政府一直支持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例如我们参观的盐涉镇，就将老龙会和舞狮相结合，发展起一家远近闻名的武艺学校。 

　　在山西孝义市，我们看到了诸多古建筑：旧城中心宏伟壮观的中阳楼，贾家庄村院落宽敞的三皇庙，苏家庄村旁晨钟鸣响的慈胜寺，也看到了在孝河之畔的新城和生态文化园。在所有这些地方的景观周围，都有年节文化活动的举办，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熙熙攘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贾家庄和苏家庄的元宵庙会，都有本村农民学校里的学生一起表演的大型节目，简直可以名为“印象家乡史”的演出。市里“碗碗腔剧团”作为当地戏剧的代表者，也来到苏家庄戏台表演。节日期间召开了第二届“孝·义”年俗文化节和“孝·义”文化论坛，可以感到政府高度重视春节文化的态度，他们显然是将春节作为当地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大动员的最佳机会。不管怎样，城乡居民都在节日游乐活动中享受到了发展带来 的一些财富。从凝聚社会的角度来看，对孝、义文化的解释正在试图渗透到春节活动的身体实践之中。 

　　据我所知，北京市政府近年来特别加大了对于春节活动的总体安排。我本人 也参加过春节活动的总结评比，感到在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上，北京的年俗活动正在探索着与世界城市发展目标相符合的道路。听说，那种在庙会上设高价摊位的做法已受到市长刘琪同志的批评。 

　　我认为，今后各地春节活动的举办，应该根据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革的新情况，着眼于这一节日传统的核心价值，以实现全体公民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实践为目的，全面提供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服务。而在当今文化巨变的时代，深刻地感受春节，则是我们每个人提高对于春节的认识的起点。